浅析关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原因的(3)
2014-11-19 01:11
导读：才能使保证官员百姓各安其位而不会重演无数民反、暴动的历史剧幕。这时候，董仲舒的适时出现解决的汉武帝的优心。他以罢易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
才能使保证官员百姓各安其位而不会重演无数“民反”、“暴动”的历史剧幕。这时候，董仲舒的适时出现解决的汉武帝的优心。他“以‘罢易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正致力于对汉初的‘无为而治’进行‘更化’、以使中央集权获得强化的汉武帝的赏识。‘于是，儒家的“中庸”“仁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主张就成为了对人们宣扬政治等级理念的最佳的麻醉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朝廷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诊释都是具有很强烈的政治偏向性的，他们会因循自己的统治意图目标去制定“注经”的言语及指导方向。但无论当时所倡导的“儒学”有多少政治歪曲成分，被董仲舒予以多少神学化色彩，毕竟，儒家文化已经从百家中脱颖而出而被赋予“独尊’，的光环。这在儒学的传播上可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对于汉武帝而言，“罢黝百家”的重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独尊儒术”，这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延伸秦皇、李斯们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把社会意识单一化处理而便于通过操纵社会价值观而落实政治控制。在这个目的导向下，罢翻百家的行动必然采取强有力的政令措施严格执行。于是，儒学的“独尊”便有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儒家思想的大量扭曲，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被标签为升官进爵之学，便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人般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哪便是抒发这种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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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史上，对儒家学说一直褒贬不一。但谁也不可以否认，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自我发展中一直刻意冲淡了逻辑理性带来的数字化哲学，而是更注重个体的感觉体悟以及自己文化群落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指导规范。而明显地，在这种“德性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引导又占有很重成分，它以代代延续的生命历程滋养着中华伦理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主流意识渊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