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及其人生哲学(2)
2014-12-17 01:09
导读：在魏晋的神仙旋律中，不时冒出反调，这些反调衬托出神仙旋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
在魏晋的神仙旋律中，不时冒出反调，这些反调衬托出神仙旋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回答“世无仙，则焉得斯语”等问题时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桓谭《新论·祛蔽》批评说：“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又《辨惑》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王充《论衡·道虚》追问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牟子理惑论》牟子自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三国志·虞翻传》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 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之书“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列子·杨朱》载杨朱答孟孙阳问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抱朴子内篇》本身也记载了许多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如此众多的神仙不死的反命题，反衬出长生成仙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这些疑问和攻讦，正如其自序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
神仙不死如此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生命意识的强烈觉醒。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怖，对生存的眷恋，对生命短促的哀叹，这种悲观的生命情调不时流露于汉末魏晋人的言谈中。《古诗十九首》反复吟诵：“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又徐干《室思》：“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郭璞《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 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晚年说：“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 对生命的忧患和悲叹，以至于悲极而生乐。乐有两类，一类是杨朱式的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已有：“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列子·杨朱》说得更明白：“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另一类是葛洪式的赶紧修仙，逃脱死亡。《抱朴子内篇·勤求》先是警告人们说：“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壤合体，令人怛然心热，不觉咄嗟”。死亡如此恐怖，出路何在？《勤求》继而又劝诱人们修学神仙之业：“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业哉？……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若未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间”。成仙可以长生不死，至少能够“地仙人间”，解除死亡的威胁。上述两类乐观主义的生命论，杨朱式的是无可奈何的苟且行乐，葛洪式的则是高扬生命的主体性原则，我命在我，人力胜天，过分乐观地认为人通过修仙可以逃过生命的自然法则。由此也透示出，魏晋时代人们对生命的忧患悲叹，导致了及时行乐和神仙长生之风的流行，这两股风的社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神仙不死的追求，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生命意识的高度觉醒，乃神仙不死说的强化剂，增强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力度。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魏晋时代，天下纷纷，战乱、瘟疫、政治恐怖，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残酷内讧，今天我杀你，明天他杀我，“名士少有全者”，生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值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士大夫们的人生观亦发生巨变，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为闲适恬淡、隐退山林、自由自在所取代。纷扰喧嚣的尘世带来恐怖与痛苦，汲求功名，活得太累，何如啸傲山林，闲云野鹤，轻松自如。即便是位处庙堂之上，也应象山林中一样，不为俗务所累。内圣之道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的价值目标。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告诫其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且其最初的志向不过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道出了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士大夫们这种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也给神仙思想的传播一个极好机会，为神仙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