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乡里能人审美形象嬗变论详细内容(3)
2014-12-20 02:40
导读: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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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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