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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期，胡适在宣传杜威实用主义的同时自觉、明确地在东西方两种实证主义学说中寻长结合点。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B.Grider)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早已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他从范填、司马光的不成熟的怀疑主义那里学到的东西，以及通过严复的译著对强调力量、能力的进取心的斯宾塞和赫青黎的了解，这两者在他的理性气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大于后来他在杜威的实验主义中所发现的有关理性—环境冲突问题的精妙论述。”“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儒学家的反应和实证主义者的反应又是十分接近的，并足以使从这个学说到那个学说的跳跃成为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继胡适后，冯友兰于30年代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一反严复、胡适重视归纳逻辑的做法，突出演绎逻辑和分析命题的作用，用形式逻辑方法构造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前后，实证主义是与进化论和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并架齐驱的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近代学术流派。
当然，无论是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胡适改铸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问题，这一块领地自然要让给以革命性见长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人，不能不说对中国思想从传统儒学实用理性向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主义的蝉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道德信仰
在道德信仰方面，中国注重伦理亲情，执着现世生活，所以外来宗教者想在中国流传、扎根，就必须经过人文精神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人讲“信则有，不信则无”，基督教的思想是天国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讲究的是今世之德。所以在中国的“得道成仙”远比“来世受福”更具有诱惑力。所以，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开出道德理智的花朵。西方人努力想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更现实地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现实王国。
经常有人说，西方人不关心尘世，追求超越的“真理”(Truths )，而中国人不关心抽象的真理，只迷恋于发现“道”。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求真者与求道者的这种简单对比，其实掩盖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主要的是关心社会的和谐。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历史处境不同，从而需要不同的策略去实现这种和谐。
西方人沉迷于真理，中国人则缺乏对真理本性的沉思。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不关心“事实”，显而易见又是不恰当的。公正的说法是，只是不像西方人一样，会去探讨“事实”是否为“真”这样的二阶问题。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中“人情世故”远远比真理定律更加可靠。而当“正德利留厚生”这一原则自上而下影响到中国的百姓后，中国人便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重现实重人情的心理。他们遵循这样的原则，把对物体本身的兴趣置于对物体之用的兴趣之下。音乐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艺术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培养高尚情操，益于世道人心。诚实有无用处?自然有用，因为你如果满嘴胡言乱语那么人们便会不信任你，那么在事业上、社交上也会败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注重与自然的结合。当然这不是探求自然法则方面，而是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可以使人心旷神怡。于是，西方的那种分析式的、科学式的价值观必会受到现实的中国式的审美价值所排斥。
三、实用主义的现实思考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政教合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体用、形而上与形而下勾连缠绕的特点，价值理性的独立性与超越性相当脆弱，相反常常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这样，中国近代政统的瓦解与工具理性层面的溃败就相当自然地引发了道统的相应的危机。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历史情势决定的。如果没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所谓工具理性层面或实用层面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危机”(文化价值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危机，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造反、藩镇割据或宦官篡权)，当然也无所谓重建之必要。正因为是在形而下倒塌之后才去修补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