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8)
2015-02-20 01:08
导读：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三、古史的重建
古史系统是由记载古史的各种历史文献共同构成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古史系统会遭到破坏，然后学者们又会想方设法进行重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
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的时候，传统的礼乐荒废了，《诗经》、《尚书》等历史典籍也多有散乱缺失。对于王道废弛、邪道泛滥的现象，孔子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到了晚年，孔子一方面整理《周易》并阐述《易》理，一方面又根据古代史书作《春秋》。就这样，三代古史系统得以不坠。直到现在，由孔子传下来的五经仍然是研究三代古史的主要史料。除此之外，孔子还向弟子们口授历史知识。
第二次是汉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我们知道，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古代典籍和各种记载百家之语的文献统统烧掉。所以，刘邦建立汉王朝时，不但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而且历史典籍丧失怠尽，先秦古史系统有中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些典籍，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使后人得以了解先秦历史之大概。
大致地说，汉代学者重建古史系统的途径有以下数端。一是口述古典，如伏生口述《尚书》；二是隶定古文，如孔安国等学者将古文经转写为今文经；三是考证编写古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四是校订古籍，如《汉志》所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五是文献类编，如大小戴编《礼记》；六是杂记旧闻，如刘向撰《说苑》、《新序》；等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第三次始于本世纪初叶。汉唐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就是对汉代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为孔子手订的五经进行注释、发挥。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北宋，学者们纷纷对这些典籍提出种种质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到了近代，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将疑古之风推向极至，传统的古史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平心而论，汉代所传文献确有鱼目混珠的现象，疑古思潮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它疑古过勇、矫枉过正也是不争的事实。翻一翻张心澄的《伪书通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典籍几乎没有不伪的了！当然这决不是事情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