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4)
2015-03-02 01:06
导读：费尔巴哈对理性和感性的地位的颠倒尽管违背近代原则的开端，但是在对抗中并没有脱离近代原则的秩序。“启蒙不是以自己独具的原则对待信仰的意识，
费尔巴哈对理性和感性的地位的颠倒尽管违背近代原则的开端，但是在对抗中并没有脱离近代原则的秩序。“启蒙不是以自己独具的原则对待信仰的意识，而是用信仰意识本身就具备的这样一些原则。”[30]直接意识在抗拒宗教时也无法摆脱宗教的规定，随着绝对者的观念，宗教已经完善了意识的形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批判，但直接意识并没有再造出关于人和他的神的新观念，这一点说明，观念表象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耗尽了，直接意识只能重新捡起已有的所思之物中的内容。正是在这里，尼采看到人的价值评价的堕落，他称之为道德的奴隶起义，并把它作为第一次全面的价值转换投射到西方历史中去。[31]益用的视角及其所属的算计在统治性意志低落之后才得以确立并且成为善的尺度。而马克思从根本上废除了宗教和道德意识形态，因此，彻底地摆脱了这种奴隶意识。对他来说不存在宗教和道德重建问题。
马克思的批判以改变生产关系的整体为目标，显示出一种激昂的对完整性的追求，只有近代意识认识并且向自己的行动要求这种追求。有关直接意识，它本身产生于宗教的完善，并且一方面属于宗教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排斥。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含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意味，在践行真理中把握真理。他的科学批判愿服务于历史的使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助产士。马克思的科学不满足于对所有现存者的批判，这些现存者同时也是实证科学的对象并且被理解为实证科学的现实的真理。马克思的真理却还有待于实现，而真理的实现不是通过直接意识，而是通过扬弃已经堕落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去从事革命实践。这里，科学预测的失误恰好证明了思想的纯正，用尼采的话说，思想的诚实。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的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明确的世界形态走上其特定的历史位置。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中，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将哲学世界化了。尼采却与此不同，他对现代人性的真实性的怀疑一直追溯到哲学的源泉，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最早的基督教现象，而基督教不过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对哲学的看法与他的中心主题相关——道德，也就是在历史现实中堕落的基督教道德。而哲学和宗教一样皆是道德意识形态。他认为：“迄今所有错误中最严重、最漫长和最危险的是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也就是，柏拉图所发现的纯粹精神和善本身。”[32]与这两者的斗争既带来人性历史的张力，也带来它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只有通过“狄奥尼索斯反十字架上的基督”才能够最终被克服。反柏拉图主义揭露了迄今以来创造价值的高人对生命本身的误解，它针对的是真理意志的一贯历史。对基督教的毁灭性批判才触及高人创造所采纳的价值尺度——苦行僧理想——和这种尺度本身的价值，指出一切价值转换的历史必然性。一切价值的转化开创出权力意志的新世界，其全新的价值尺度是自我-超越。耶稣是尼采所认可的唯一的基督徒，狄奥尼索斯取代十字架上的基督实现了世界尺度的更新，赋予新世界以信仰的确定性。
与启蒙的自由精神不同[33]，尼采自称是“优秀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精神”，他探问人性历史这张拉满的弓的“最远目标”和弓矢的使命。[34]与现代人疲惫的悲观主义相反，尼采把希腊文化看作是强大的悲观主义，它来自充沛的健康。以健康的直觉为特征的人性历史成为基督教的前史，尼采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现象。在希腊晚期，“悲剧死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人的知足和爽朗”[35]，对于尼采，这已经是准-基督教。尼采认为教会宣扬的基督教否定了肯定生命的原始的神，他在耶稣身上仍看到这个神。而形而上学的神，也就是道德的上帝，则是堕落的最后阶段。作为物自体，道德之神处在任何现象之外，因而也在认识之外。这样一种“精神化”是生命的没落，它源于生命对自身的摧残，而这种残酷贯穿了整个世界历史，直到它在历史现实中的虚无主义的终点。这里，哲学的完成被当作某一开端的终点而遭到排斥，这个开端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必须转回到它那被忘却的源泉中去。尼采认为这个源泉以狄奥尼索斯的精神为尺度。这是另一种信仰的另一个世界。哲学向源泉的回归以完成反基督的使命为条件，必须创造出大地的神，一种对生命的新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