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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2)

2015-04-04 02:33
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为“文人学士”，
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劳乃宣（前清学部副大
臣）、胡思敬（吏部主事）、刘廷琛（学部副大臣）、陈毅（刑部侍郎）、章梫（翰林院编
修）、沈曾植（署理安徽巡抚）、郑孝胥（湖南布政使）、李瑞清（江宁提学使）、胡嗣瑗（翰
林院编修）、陈三立（吏部主事）等等。辛亥革命既击碎了他们的粱园美宅，也击碎了他们的政
治信念和文化理念。共和与帝制的冲突就像熊熊烈火一样，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升腾。升允在
《檄告天下文》中叫嚷：“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胡思敬则以“规复故君”、“奉宣统复位”
为职志，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每当饭不忘”相激励。反革命气焰极其
嚣张。因此，他们是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铁杆儿“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此反动，有如下因素：一是从他们的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在人生历程的很长时
间里在科举场上拼搏，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熏陶，长期的旧文化的习染，培育了他们的政治信
念与文化理念，很难因新时代的开辟而得到改变；二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一般出身于
世家大族，家庭环境的熏染，既培养了他们坚定的阶级感情，又培育出浓厚的政治情感，他们对
于民主共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三是从社会阶层利益来看，辛亥革命使他们由旧时代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受益者顷刻变为新时代的最大失利者。巨大的失落感经常地激发他们强
烈的社会激愤；只不过这种激愤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罢了，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有害于社会进步
的社会心理罢了。这是从总体上分析。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如果进行个案考察，他们在民国初年坚持如此反动的政治立场，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像劳乃
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人，在晚清洋务、维新、新政、立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落后的反
动的立场上讲话的，可以说，他们是老牌的顽固守旧分子；像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在
维新运动中，加入了帝党阵营，对满清皇帝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种“忠君”的感情并不能随着
帝制被推翻而马上消逝，以致于在辛亥革命后他们依然怀着对于亡国之君的无限眷恋，对新时代
的到来极端反感，对对民主共和的确立充满敌视。胡思敬曾做一首《咏雪》的七绝，将他的现实
感受隐喻于诗意中，十分恶毒。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
朝曦隐隐露西山。”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新生的中华民国，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
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重见天日”。总之，从追回逝去的王朝，从图谋复辟帝制的
立场出发，从对于满清皇帝的深厚感情出发，封建复辟分子必然诅骂革命是“暴乱”，革命党是
“乱党”、“土匪”，诅骂民主共和是“暴民专政”，诅骂进步文化是“异端邪说”。

二

以满清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复辟集团，他们进行串联、密谋、举事的主要地点集中在上海和青岛。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
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
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
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吴璆、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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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来的林开ぁ⑸蜩で欤淮咏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
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陈三立、沈曾
植、李岳瑞等26人。从青岛赶来的刘廷琛因迟到一日，没能参加当天的聚餐会。他们从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