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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3)

2015-04-04 02:33
赶赴上海，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着共同的政治目的走到一起来。有胡思敬的追
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饘于
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当
然不是指使与会者耳闻其音，而是要制造国际影响，赢得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

除了这类的聚会活动外，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
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
植、瞿鸿禨、陈三立等。超社成员每月必有一聚，饮旧吟诗，抨击时政。他们以亡国之臣自居，
抒发亡国之恨。受超社的影响，相继成立了“同抱故国之感”的“淞社”和“逸社”、“希社”
等等。虽然这些诗社的成分比较复杂，但从其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
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

青岛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清王朝被推翻后，皇室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帮
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逃亡青岛。在恭亲王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
上海遥相呼应。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满清贵族、前清遗老有：吴郁生
（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
（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余则达、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
督）、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萧应椿、李家驹、周学熙等人，均与恭亲王密切往
来。

这些复辟分子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在青岛进行复辟密谋，他们还要加紧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壮
大反动声威。1912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加紧同德国帝国主义联系，乞求支援复辟。10月德国
皇弟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青岛逗留多日，恭亲王溥伟等皇室贵族以及前清遗老与之“往来活
跃”。亨利亲王曾当面向溥伟等人允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
时，据观察家分析，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成为许多旧政权拥护者及厌倦新政府的官僚的避难
所”。到了张勋复辟时，德国更是在经费与军火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直接地明火执仗地干涉中
国内政，这是后话。次年，德人“中国通”魏礼贤积极“协助”寓居青岛的遗老们创设“尊孔文
社”，建立“藏书楼”，并特请劳乃宣“主持社事”。魏氏在中国活动的七八年，主要和满清皇
室贵族和前清遗老搅和在一起，为他们的复辟活动出谋划策。魏氏除了同劳乃宣建立了“深厚感
情”外，还同癸丑复辟、丁巳复辟的骨干分子张勋、升允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从中国的唐朝开始，两国历史的发展就有密切关联。在辛亥革命中，有一大
批像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那样热心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进步人士，“为革命奔
走始终不懈”；辛亥革命后，也有像宫房次郎那样的反动分子，在帝制复辟活动中充当不光彩的
角色，为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鼓噪。1912年，宫房次郎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
动。宫房氏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向劳乃宣自明其志，“笃志
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
朝”。民间力量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基础，也是窥测政府行为动向的依据。在民国初年，日本朝野
内外，从首相、公使、驻天津武官到财阀、黑龙会分子纷纷出动，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建立
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财政、军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善耆、升允等策划的复辟帝制团体“宗社
党”，就是中日反动势力聚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