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上(3)
2015-05-11 01:00
导读：在中世纪，“思辨的形而上学”始终是也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和奴婢，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曾发生过、存在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但那也是在打着别人
在中世纪，“思辨的形而上学”始终是也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和奴婢，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曾发生过、存在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但那也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跪着造反怎能使理性之光成为中天的太阳?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哲学家提出和论证过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经指出过在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埋伏着建构性和解构性的矛盾。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这一“解构性”的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思辨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实际上是一具为封建神学压死的僵尸，只是在它为神的存在作辩护时才在这具僵尸上闪出点点的回光返照。其实不仅在中世纪，而且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晚期，各种怀疑主义学派、折衷主义学派、神秘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就是这种“思辨形而上学”解构性的预演，也就。是“形而上学”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和虚假性本质产生的恶劣后果和对它的猛烈抨击。
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唯一能够进行反思和思维的动物又不能没有一种能够进行最高概括性、最高抽象性的思维活动的科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14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各地区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神学的统治开始动摇其绝对的权威。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经院哲学的衰败和崩溃，“思辨的形而上学”建构性的特征又开始复苏。首先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促进生产力和科学认识的发展，建构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实践哲学”由三个部分组成：1．形而上学、2．物理学、3．其它各种具体科学。笛卡尔自己则把他建立的新的哲学体系比喻为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它各门科学。为了满足人类精神的最高需要，笛卡尔特别强调“形而上学”在他新建的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和骨干作用，因为笛卡尔已经意识到只有把形而上学建构起来，才能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构筑坚实的基础和指引发展的方向。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但遗憾的是，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主张诉诸理性的权威，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但笛卡尔对理性的能力和它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形而上学部分”仍然笼罩着神学的光环。作为二元论哲学的始作俑者，“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笛卡尔那里形同虚设，最后的决定者仍然是“上帝”。人们如果仔细研读笛卡尔的著作，不仅可以发现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完全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证明的抄袭，而“形而上学”作为“树根”、“物理学”作为树干，又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之后”的翻版。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解构性质”不仅全部保存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中，而且更加被增设了重重迷津。
迷津之一：“我思故我在”。虽然这个命题曾被很多哲学家称赞，例如谢林说它是哲学上“一个奇迹的发生”，萨特在宣传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时，也宣称存在主义哲学必须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出发(参阅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我思故我在”也遭到许多哲学家的反对，因为“我思”中的“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存在基础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法国以笛卡尔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鸣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161页)伊壁坞鲁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是一个物质实体，因此他主张的“幸福观”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主张的“思辨”的幸福相距十分遥远，以致多年以后伊壁鸿鲁的后继者费尔巴哈提出了“我欲故我在”来与笛卡尔思辨哲学的遗风抗衡。当年的伽桑狄反对“自我”是纯粹精神实体，认为心灵、灵魂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精细、非常稀疏”的物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