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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谢林哲学的全面复兴
谢林哲学在德国的复兴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两位著名的谢林学者弗尔曼斯(Horst Fuhrmans)与海德格尔的学生舒尔茨就谢林晚期哲学之实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舒尔茨在《谢林晚期哲学中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1955)中坚持谢林晚期的哲学仍然是否定哲学,即同一哲学,不过同一的基础不再是费希特的自我,也不再是自然哲学的自然,而是上帝。正是舒尔茨的这本力作,打开了通往谢林晚期哲学研究新的通途。弗尔曼斯在《谢林后期哲学》(1940)中以及《谢林实定哲学的上帝概念》一文(1965)中都坚持谢林的晚期哲学是一种实定的哲学(positive),弗尔曼斯对后来的谢林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只有理解谢林的晚期哲学,才能理解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定位和批判的理据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远的意义,因为谢林认为黑格尔将否定哲学即逻辑的同一哲学视为绝对的哲学体系,它只是本质的、概念的、理性的、可能的、精神哲学,而根本没有实定哲学体系。对于谢林而言,仅仅象黑格尔那样强调理性和精神是绝对不够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理性并不能保证理性自身不运用于恶的方面,精神本身因此也不是最高的东西,换句话说,理性和精神都不能自我证明自身是最高的和善的力量,也因此不能成为标准和尺度。谢林说:“整个世界显然是在理性之网中,但是世界如何进入可理解性之网这一问题却超出了理性的界限,它意味着比理性更多的东西”。谢林毕生对理性的基础和根据的探求达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和限度,唯有谢林在德国唯心论内部尝试了各种“建构”的形式,并朝迈出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二十世纪叛离黑格尔的现代哲学运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海德格尔称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完成者和终结者,他没有把这个名称留给黑格尔。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来的那样,只有将谢林放在整个现代哲学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才能理解谢林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的意义。后现代对谢林的重新发现更注重走出哲学史所谓的“康德和黑格尔之争”的框架,理解谢林思想对于二十世纪哲学的开端性的影响。谢林不仅对近代西方哲学作了彻底的清理和扬弃,而且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二十世纪哲学的基础。谢林对德国神秘主义传统的扬弃、对笛卡尔和康德分裂自然与精神以及现象与物自体的批判、对斯宾诺莎的实体论的批判、对笛卡尔以来直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唯心论的批判、对意志论传统的新阐述、对基督教的批判、对黑格尔、荷尔德林、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以及整个存在主义,对青年黑格尔派、对蒂利希等等的巨大影响……这些显示了谢林在整个德国精神史上的转折点的地位。抛开谢林,那一段德国思想史是不好理解的。没有谢林,后现代的起源上将缺少一个重要的源头。
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发现,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克尔凯郭尔以及对后来的存在主义者、对其它各种所谓的非理性哲学的深远影响,是二十世纪哲学的开端。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二十世纪的各种现代思潮的起源其实在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在重写的十九世纪哲学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谢林就没有青年黑格尔派!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和生存主义的思想早于克尔凯郭尔,并深深影响了他。《哲学片段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几乎在重复谢林对黑格尔的“非科学的”批判的工作。谢林对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蒂利希称谢林对人的生存的非本质主义的思考是哲学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1953)一书中更是将谢林直接列为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潮流的起源:他称谢林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首创人”,“天才的哲学家”,“贵族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新哲学的第一个中心人物”,“非理性主义的鼻祖”,“抵抗辩证法的中心人物”,“哲学危机的预见者”等等。他说谢林的理智直观的方法“已经为叔本华规定了前提,就象后来为尼采,再后为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等等规定前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