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问(2)
2015-05-20 01:26
导读：三、“明明德”与“安百姓”无论孔、孟，还是董仲舒，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富”与“教”要两手抓，富民、富国与仁义教化在分清先后秩序的前提下，可
三、“明明德”与“安百姓”无论孔、孟，还是董仲舒，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富”与“教”要两手抓，富民、富国与仁义教化在分清先后秩序的前提下，可以并行不悖。但甚为奇怪的是，这个问题一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却只剩下惟一的理、义或教化了。理学家与心学家们大多高谈义理、心性，往往却忽略人群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更无视生命本能的迫切需求，这就彻底地抽掉了一切道德精神所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诗经》的“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演绎到宋明时代，更直接地呈现为“亲民”与“新民”之间的争辩。“新民”之说，原本在《尚书·康诰》中的意思是要求周王革新殷民，改造前朝之遗，使其弃旧图新，尽快适应周政统治，一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所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其时，新民与亲民之间尚无鲜明的时间上的先后与内容上的对立与冲突。但到了宋明时期，理学与心学分歧的一大要处即是“新民”、“亲民”之争。《礼记·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关于“明明德”，朱熹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显然，“明德”应该是一种至善、完美的德性，是人所共有的天然禀赋，是人的本体固有成分，但是，每一个人的“明德”能否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出来，包括既能够成就自己的善性又能够影响、改变他人的道德实践，关键还得看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化昧去蔽。而关于“亲民”，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注疏曰：“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在孔颖达，亲民还只是上层统治者对低层民众的一种仁爱、关怀之情。而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却别出心裁，将“亲民”释作“新民”，他说：“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在《尚书·康诰》篇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一句的原来意思是，君王应该接受天命，安定百姓、养育人民，并根据天命的意旨去把殷商民众改造成为新型的子民。但到了朱熹这里，却径直把“亲民”当作“新民”，所凸现的是“亲民”的内圣方面与内在特性，实质上是在强调对人（包括个人的、全社会的）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理念等进行全面改造和彻底更新的必要性，也就是所谓的“自新新民”。然而，不同于朱熹的理解，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则坚持将“亲民”理解为儒学原典中的“安百姓”。《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记曰：
“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被注入了鲜活的诠释，王阳明忽略甚至取消了孔子政治哲学中“修己”与“安百姓”之间的因果锁链，由修己到安百姓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或者，修己并不构成安百姓必不可少的前提。应该说，在以内圣为精神主导的正统儒学家看来，王阳明的这一诠释无疑很是一个颇为斜乎的篡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看上去颇为斜乎的篡改，在实质上反倒丰富、发展儒学的时代内容，推进经典儒学更加向民众的生活世界靠近，也使儒学更能够深入人心、赢得人心。无疑，在这里，王阳明所着重突出的是“亲民”的外王方面，即如何使人群民众的生活能够安宁、祥和，也就是所谓的“安百姓”。安百姓就是亲民，就是把儒学的根本旨趣付诸生动的社会实践，将儒学的思想、方针和路线作现实化、世俗化、存在化的推进。甚至，在王阳明那里，亲民不仅能够养育人民，同时也具有教化的功能。教、养并有，富、安兼蓄，似乎这才是“亲民”一词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无论“新民”还是“亲民”，都应该有机地统一在君王治国的基本路线之中，都应该是帝国主导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方面，也都以调养民众、教化人群为手段，从而实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这才是朱熹、王阳明莫不认同的政治理想。“新民”与“亲民”，在根本目的和最终理想方面无疑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朱熹的“新民”路线，着眼点是战略性的思虑，是从长远大计上为国家社稷作想，努力使人群民众能够发自内心地服帖于君王的皇权统治，所希图的是王朝千秋万代的利益。但是，王阳明的“亲民”方针，则要把国家政治的着眼点切实地落在当代百姓的身上，只要每一代王者都能够使眼前的人群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手中的政权难道还怕没有人拥戴吗？！从而，根本就不必担心帝国的长治久安。还是俗颜说得好：“孔子、孟子，当不了谷子。”道理说得再漂亮、主义强调得再重要，能当饭吃吗？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自己能够活着、或者活得更好，那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解决现实的物质存在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说，民众关心的始终是生存论而不是认识论、知识论。如果一味地强调“新民”的作用，而轻视甚至忽略“亲民”的因素，只能导致片面的“政治挂帅”，而不能使百姓免于生计之忧，最终可能连“民”这个政治统治的基础都要丧失掉。参考文献1．周禀钧：《尚书》，岳麓书社，2001年。2．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3．《荀子》，《管子》，分别见《百子全书》，第一、二册，岳麓书社，1993年。4．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6．王阳明：《传习录》，岳麓书社，2004年。7．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岳麓书社，1989年。----------------------------------------------------------------------[1]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象》，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 董仲舒：《春秋繁露·观德》，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1098页，岳麓书社，1989年。[4] 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第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