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2)
2015-07-03 01:10
导读:按照形而上学所造就的完美整体,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思,而是一种知,它把对划时代的原则的承认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11]形而上学的完成使它作为神
按照形而上学所造就的完美整体,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思,而是一种知,“它把对划时代的原则的承认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11]形而上学的完成使它作为神学的科学而出现,它的威望和激起反感的一面都在此找到依据。形而上学的完成是形而上学已经结束这一命题的决定性前提条件,是哲学自身原则的发展导致了这一命题的必然性。现代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否定性的经验,形而上学被现代当作“迄今的历史”,显现为扼杀人的本性的意识形态。没有从自然理性的哲学之知向世界理性之域的过渡。现代省思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全面否定,这种否定才澄清了世界理性和自然理性的区别。
对历史的神学之知的否定打击了近代的原则,也就是自然理性及其所属的概念。“那里甚至尺度的共同性也遭到否定,与古典共同担当的当下现实即使没有完全被排斥,却也中断了,古典所造就的只还被当作是‘迄今为止的’。现代所要求的当下现实是‘另一个’,它甚至鉴于特定的另一种将来而得到辨别和规定。”[12]尺度上的争议进一步尖锐化,造成现代世界和它的历史的彻底分裂,造成当下现实本身的区分,分裂为迄今的当下和将来的当下。历史现实的分裂形成一种危机,非但不必用哲学历史的连续性来掩饰它,而且应该促进这一危机的彻底化。现代世界正是因为这种危机的彻底性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它因为其不可重复的历史意义而值得我们尊敬。[13]
超越形而上学,它只因保持了与近代原则及其万物[14]的排斥性关系而具有意义。超越的动因从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它说明了历史行动的必然性及其方向。形而上学的透彻的必然性使它的完美清澈可见,正是这激起了排斥的情绪。[15]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投身到历史的运动中并且走出了历史。他们的努力受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它就是:上完善的哲学还必须通过彻底的世界化在实践意义上得到完善。由此产生了第一哲学在费尔巴哈的人类学中的瓦解,而马克思把人类学作为唯一普遍而真实的理论[16]引渡到革命实践中去。这里的关键是:取消哲学的精神乃至哲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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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似乎被从它的原则地位上驱逐出来。然而作为理性本质的外相,这种被驱逐的假相仍然在黑格尔的科学体系之内,具体地说,在《精神现象学》中可略见一斑——自然意识和绝对知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近代意识自身中得到论证。意识作为自然理性的显现形式,它无法达到绝对知,后者只能在逻辑科学中实现自己。近代原则把认识和绝对者之间的区别作为矛盾接纳到自身之中,成为包含了所有多样性甚至矛盾的理性概念——自由。矛盾涉及到近代原则及其万有,而正是这种矛盾实际上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推动力。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原则的生命正表现于扬弃矛盾。这一点在自然意识运动的中间位置上最为清楚,也就是绝对知在启蒙运动中的自我排斥[17];另一方面,它表现在宗教向绝对知的过渡上,绝对知是概念的因素,这里,自然理性告别了意识,走进概念的原则独立性中[18]。后一种情况关系到自然理性的自我排斥或者近代原则本身的自我排斥。它排斥自身,以便回归自身。
近代原则的万物必须首先把自己规定为意识,然后才能够作为科学为概念所把握。意识本身发源于巨大的超越,也就是对确定性的真理的怀疑,笛卡尔以这种超越性的怀疑揭开了近代的第一个开始。[19]因此,意识要求上的证明,而证明的方法是反思,反思贯穿着意识的发展过程,并且每一次都创造出意识的新形态。《精神现象学》称科学的显现为精神,并从感性确定性的直接性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方法上的建构。在启蒙教养阶段,感性确定性通过对万物乃至人的有用性的洞见而得到中介,确信自己是绝对真理。[20]精神走到了外在性的极致。这种绝对的反作用力显示了意识教养整体上的反思特性,并且也是概念运动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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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可以把黑格尔的现象学看作为精神回归的历史。绝对知从自然意识中回归,为此,绝对知通过与自身的矛盾来排斥自己。[21]回归的最后一步表现在宗教向绝对知的过渡。由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宗教对立收回自身,普遍的自我意识本身直接地出现。在这个直接性面前,意识的整个教养似乎变成毫无意义的事情,被贬低为完全徒劳的努力。自然理性的直接性表现为对过渡的阻碍,造成在启示宗教即将完成时的最后一个非同一性,也就是,永恒的世界和直接当下现实之间的非同一性。直接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对抗散布一种不依赖于近代原则本身的假象,而近代原则理应把握自然理性的一切并且证明自在自为的自由。如果它不能澄清最后的非同一性是它自身的否定性,那么,自由作为原则就被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