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7)
2015-07-03 01:10
导读:[2]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16页。 [3]《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7页。 [4]《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58页,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369页。 [5]《形而上学的拓扑
[2]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16页。
[3]《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7页。
[4]《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58页,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369页。
[5]《形而上学的拓扑学》44页。
[6]《现代的理性结构》373页。
[7]《现代的理性结构》,17页。
[8]《现代的理性结构》18页。
[9]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7页,《现代的理性结构》12页,354页。
[10]《现代的理性结构》369页。
[11]《现代的理性结构》358页。
[12]《现代的理性结构》10页。
[13]参见《现代的理性结构》的前言《在单数意义上的现代》。在现代核心省思中,历史当下的危机经验走向其世界之整体,以世界整体经验而告终。无论是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于未来,还是在尼采灵魂的永恒中承诺超人的到来,世界经验整体每一次都要求扭转迄今世界的权利。脱离了现代的历史危机经验——人的创造性本质的缺失经验,就失去了理解现代思想的切入口。因而,正如理解已经不是后现代的主要思想特征,后现代对现代的所谓批判或仿效多半流于语言上的冒险和游戏。
[14]近代以“新”自居,其原则为人的人性的自由。近代哲学把人性作为理性本质来思考,从的人到自由的人经历了漫长的自我过程,无论在第一哲学还是在近代的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由的主体性特征使万物成为理性精神的创造。如果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反思,那么,道德精神以“我行动,所以我是自由的”为理性自我意识找到了绝对根据。而“我设定,所以我是绝对的”则化世界为我的作品,这种对理性的创造性的启示为意识向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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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第三部分第四章《整个形而上学的结束》。情绪与认识不同,无法通过说理来消除。
[16]这表现在社会物质生产的目的上,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求,其次为个人的全面提供物质基础。后一点尤其被看作为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扬弃和实现。革命本身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指导实践的纲领。革命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则在马克思的政治学批判那里得到论证。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的意义上是马克思承认的唯一科学,马克思也称之为历史科学。
[17]参见《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9卷,292页以下。
[18]参见《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9卷,422页以下。
[19]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348页,379页,391页。
[20]黑格尔全集第9卷,303-27。
[21]参见《形而上学的拓扑学》,588页。“精神现象学的实践不仅仅是向绝对知的进发,而且是突出在绝对知中的区别,正如绝对知其实是‘纯粹的知’或者科学本身,表面上属于有限的意识或者属于尚不知道自己是概念之显现的精神。”
[22]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83页。
[23]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84页。
[24]费尔巴哈全集,第9卷,436页。
[25]马恩全集,第2卷,147页。
[26]马恩全集梅加版I2,170-6。
[27]马恩全集梅加版I2,149-18,150-30。
[28]马恩全集梅加版I2,150-33,164-34。
[29]黑格尔全集,第9卷,305-30。
[30]黑格尔全集,第9卷,306-13。
[31]参见,尼采全集,VI2,284页以下。
[32]尼采全集,VI2,4-16。
[33]尼采认为启蒙并非是真正的自由精神,它以破除迷信自诩,而启蒙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不过把基督教的真理变成现存的事实真理,是苦行僧理想在现代的最新形式。尼采在对现代科学进行批判时,进一步揭露启蒙立场不过是苦于自身在信仰上的无能,而信仰这里意味着超越自身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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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尼采全集,VI2,5-2。
[35]尼采全集,III1,6-23。
[36]《现代的理性结构》285页。
[37]《现代的理性结构》,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