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3)
2015-08-14 01:12
导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十分坚信，“大一统”是“天”——这个宇宙总体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因此，尘世生活也得依据天的律则来实施“大一统”。在人事伦常世界里，首先应该是一统于“天”，即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然后，则应该是一统于“王”，即要求“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民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似乎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原理。然而，更为实质、更有意义或真正能够在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生发出重大历史影响的，则应该是董仲舒由此所倡导的儒学官学化、体制化运动。一方面，董仲舒交代了自己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及所存在的问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要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结果只能是君上无法获得一种统一的精神武器来行施教化之务；主导意识形态如果不尽早确立，形成“法制数变”的情势，那么，肯定要使人民百姓无所适从，而在心理观念上失去一种确定感和归宿感。另一方面，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之术”指自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按董仲舒的理解，“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之外的学问应该一概视为“邪辟之说”。而“邪辟之说”在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是必须予以“灭息”的，对于它们，要“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根本目的。这里，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董仲舒试图让所谓的“邪辟之说”基本“灭息”掉，希望皇上对它们“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何理解这几个关键性的文字，是澄清董仲舒“儒学国教化”学案的要害所在。后人几乎一直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表述董仲舒的对册建议，并把汉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儒学专制、百家禁锢的罪过全都加在了董仲舒的头上。近世的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就曾坚持以为：“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而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术之大不幸也。”所以说，“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五其实，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都不是出自董仲舒之口。“罢黜百家”的首先出现是在《汉书·武帝纪》中。再说仅仅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建议也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对皇帝治政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退一步分析，董仲舒的对册，如果真的得到了武帝的欣赏和器重，按理皇上应该将其直接留在身边，以供垂询、资政之用，最差也应该在中央朝廷里赏赐一个官职，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江都相”，即一个侍奉藩王的事务总管。其实，能够对罢、尊决策一直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倒是那些极富战略眼光的包括皇帝在内的政治家们。早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就向武帝建议，应该罢黜那些治申、商、韩、苏、张之言的贤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了“五经博士”，于是，儒学才迈开了官方化与尊贵化的步伐；与此同时，皇帝也开始奉行向来为儒家所提倡的巡猎、封禅、郊祀、改制、乐府等一套礼仪法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田蚡为相，罢黜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一律排斥于正统官学之外，并优礼延揽了一批儒生进入朝廷执政。至此才初步完成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再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大、那么深远。这从董仲舒对策之后所得的“江都相”一职，可以获得证明。因为，就在董仲舒对策的五年之后，同样因为对册而引起天子兴趣的公孙弘，立刻就被“召入见”，“拜为博士”。元朔五年，又任其为丞相。相比之下，董仲舒的政治待遇算是最一般的了。所以，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性举措，不可能直接源自“天人三策”，至少也不会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不应该过高地估计它在儒学定于一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谓董仲舒对册的重大作用与历史影响不过是后世不谙事变的陋儒的想当然！所以，“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从汉武帝以后儒学才居于‘独尊’的地位。这里，董仲舒对策中的建议起了重要作用”[⑨]之类的话便显得如同痴人说梦。实际上，武帝时代即使将儒学定于一尊，只是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是将之确立为帝国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但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一运动在主观的出发点上并不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导致出废除儒学以外的各家言论或禁绝其它学派发展的灾祸，并不象后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相反，还应该说，继秦火之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又获得了一次更为长足的发展。即使在两汉经学最盛行之时，儒学以外的各学派的学术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载录，当时研习诸子的人物与著作，在数量上仍相当可观。[⑩]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依旧活跃于学术界，根本就没有被灭息或被禁绝。董仲舒的用意只在于建议朝廷仅用儒家一种学术来作为帝国的指导意识形态，而不应该同时用众多学派作为舆论导向而扰乱民众的视听。在选择与确立指导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只允许是一元的，而不应该也不能是多元的。儒学以外的其它学派虽然在官学中丧失了独尊、垄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在民间、在社会上获得流传和进行研究，它们可以以“私学”的形式存在着并获得发展。尊儒并不等于设立“宗教法庭”，也并不就是狭隘的剪除“异端”。其实，儒学自身就不乏宽容、大度的精神气质，董仲舒本人“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以儒学融合、化解阴阳、法、道等诸家思想而形成自己的天学体系就是最好的例证。六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儒学也并没有因为武帝的罢、尊而真正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样，对百家的罢黜也是非常有限的。《史记·龟策列传》说：“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长，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仍将儒者视为诸家之一，并列论述，用相同的标准评说是非得失，甚至，对道家的崇尚远过于儒，并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责罪。由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以道学立论，成书在儒学已渐盛行的时代，但仍然流传很广。作为两代“领校秘书”的刘向、刘歆父子，更是“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没有将儒家经典特立独行，而只作为百家之一来看待。儒学一尊，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已经成为服务于政治统治、赢得民众信任的标榜、旗帜与口号。奉行黄老之言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的把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