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3)
2015-08-22 01:09
导读：当然这种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转向是和“枕边风”（蒋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关，还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至少1937年以后，他似乎开始
当然这种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转向是和“枕边风”（蒋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关，还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至少1937年以后，他似乎开始对基督教表示友善。也许教会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反应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民党后期的亲宗教政策。早在1924年，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以拉丁文编撰的《主教会议条例汇编》第201条“要人们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财产的破坏性组织，因为他们不是为自由服务，而是实际上导致对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谕中指责无神论共产主义是人类和家庭的破坏者。教会这些反应获得了中国右翼知识分子的好感，但无疑和“左翼文艺”及其大本营延安结下了仇。
事实上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就把教会视为敌人，科学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劳工神圣”为代表）是“五四”精英的主要精神偶像。这四种思潮都宣布基督教是它的敌人。于是历史又返回到利玛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换上科学主义的新式武器掀起了新的反教运动。这次对教会的控诉书不是送给皇帝的，或者它送到了“新皇帝”面前：这个新偶像叫人民大众。
这场辩论在1922年达到了高潮。1992年教育界大辩论几乎就是当年利玛窦和淮三等中国知识分子辩论的翻版。是年春，世界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会议，而上海的大学生首先抵制，并在19个省得到响应。1922年4月9日，正当基督教大学生会议在
清华大学开幕之际，北京大学举行了狂热的反宗教聚会。曾经留法的李石曾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宣称：宗教是一种过失的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发言：他为教育思想的世俗化辩护，主张以审美的价值取代宗教信仰，他赞同这一老生常谈：宗教信仰不过是苦难人类的梦想。在一定意义上，“审美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所谓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审美教育”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意识。事实上“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精神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这种“新教育”思想把社会变成抒情的国度，而中国传统教育从来不缺乏这种“文人精神”。由于它钟爱文学思维，又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幼儿园，这里充满着精神病患者式的畸形文人和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审美当然是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显然不应该置于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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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的支援下，无神论者取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当然，无神论的胜利在1949年获得了国家的最后确认。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驱逐教会的同时也埋葬了自身。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分子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被消灭了。我愿意推想，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迷信”——作为偶像崇拜者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更骄傲，更自以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大致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就是知识官僚，这不仅仅是由于知识分子对汉语知识的垄断所决定的，更由于政治权力通过考试制度造成的。这种存在状况事实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权力部门（市场化以后是“市场”）通过封闭的交易关系获得回报。这种商业关系必须是排它的才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对这种文化必须品独家专卖的竞争者。特别是当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或政治危机感就出现了，它使知识分子更疯狂地要求驱逐竞争者，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在肉体上消灭闯入者。在动员专制权力清剿思想异端和铲除宗教组织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得心应手。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迫害事实上是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敌视基督教这个问题上，儒家知识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识分子同仇敌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