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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5)

2015-08-22 01:09
　　
　　新一代反宗教知识分子指控宗教的最大罪状是“迷信”，他们在政治历史中还找到宗教裁判和宗教战争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关于后者我建议读者参考拙文《如何看待教会历史上的罪恶一文》（参见《灾变论》，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在这里，彻底说明“迷信”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我的基本观点是，宗教是迷信的最后、最坚决的反对者，或者说，只有基督教才是迷信的对立面。正相反，一直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可能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中国普通民众更加崇拜偶像。
　　
　　什么是“迷信”？迷信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说，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这包括三方面内容：1、人类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谓“个人迷信”、“理性的自负”等等）、多数崇拜（多数等于正义）、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2、精神偶像崇拜，如对民族、祖国、社团、政党等“大义名份”的崇拜，还有图腾崇拜。3、对自然的崇拜：金钱崇拜等利益崇拜，也包括所谓“寄情山水”、拜泥菩萨、对动物、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关于万物成神的观念等等。这一切存在都是被造的，而不是创造者，不是绝对者，而是相对者。相对者也有价值，但不具有最高价值。《圣经》在绝对者和偶像之间给人指明了一条中道，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走在这条中间道路上，他们以崇拜绝对者的方式崇拜各种被造者。知识分子对理性的反省是一种当代成果，但这种反省只有在上帝这一绝对者之下才有可能找到逻辑的起点。科学和民主同样是被造的。科学是对造物主部分计划的发现，科学不能创造规则，只能发现规则。科学的存在是以规则的设计者存在为逻辑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牛顿晚年回到神的身边的原因。——霍金的理论并没有把上帝赶出宇宙，因为他无法回答宇宙为什么偏偏要按他阐述的方式运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最后一个为什么，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但这种精神是“科学主义”所拒绝接受的。对理性的崇拜同样是一种迷信。认识这点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重要。根据经济学理性，完全可以推导出一个人选择独裁更可能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样，对个体人权状况的关心恰恰缺乏“经济学理性”的支持——出于“经济学理性”人们完全可以不关心李思怡之死，因为所谓“如果我们不关心她，灾难也可能同样落到我们身上”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搭便车”避过同类灾难。没有对上帝的认信，自由主义者就不可能象说的那样生活。这在中国当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没有上帝这一“公设”，起源于人的有限性的有限政府理论就缺乏哲学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把被造的当创造的来崇拜，就陷入各种偶像崇拜之中。而这种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状态中，知识分子之间就进入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或绝对者，因此理论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讨论生活，这是任何诚实的观察家都公认的。
　　
　　第二种迷信是不承认“受造者”也是“被爱者”。这种迷信主要来自中国的一些教会。这些信徒以对绝对者的绝对顺服的名义否认人的理性的相对价值，以人与神的纵向关系来否认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他们专务灵修，完全在祈祷中等待恩宠。这种观念消解了人的责任，而人的责任，恰恰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它说明着上帝对人的爱。神高于人。神的自由高于人的自由。但这不等于说神完全否定人的责任和人的自由。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往往授人以柄。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犬儒主义”，它忘记了做门徒的责任。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者走的更远，由于不相信最后的审判，由于听不见“你的兄弟在何处”这一追问，无神论者更缺乏道德担当和社会关怀。它没有道德敬畏，因此最多把这种感情归于“良知”或利益算计（所谓“市恩”）等方面。事实证明，人的良知和利益考量都是最靠不住的。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是一种自我迷信，它所谓的“大无畏”精神造成了“哪管洪水滔天”一类的经济动物和政治恶棍。这种迷信事实上在此岸世界就已经受到了圣灵的惩罚——唯物论者并不喜乐和平安，象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大无畏”这种迷信口号恰恰表达了一种更焦灼的大恐惧，它在说出来的同时就已经是恐惧了，而且是恐惧的绝望形式。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要狡猾，它会编出很多理由暗暗掩盖自己的迷信和恐惧。唯物论是这方面最体系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