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自由主义与儒家传(2)
2015-09-19 01:05
导读：二 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一）宪法之为约法的两重约定 1．神人之约 宪法之为约法，乃因此中体现了两重约定：神人之约或天人之约，以及治者与被治者
二 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一）宪法之为约法的两重约定
1．神人之约
宪法之为约法，乃因此中体现了两重约定：神人之约或天人之约，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约。宪政主义产生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宪政的宗教之维提供了宪政主义超验正义的来源。宪政主义"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神创造了人，人因堕落而有原罪，人此生的意义是勤奋工作，深自忏悔，以期死后升入天堂。天国与人间分属彼岸和此岸，所以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两立，因此，"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由于神的物归神，恺撒的物归恺撒，所以有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人是灵与肉、天国与人间、无穷大与无穷小、
天使与野兽之间的一个中项。在人身上充满了知与无知、崇高与卑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是人则不是神，政治之事属乎人间，宗教之事属乎心灵和神，神与人二元对立不可调和。
2．治者与被治者之约
近代西方理性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与教会的对立、君权与教权的对立逐渐转化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社会高于国家，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此中的一大关键。
（二）政制构造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受保障的财产权、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观念和自主观念。
（三）中华新政制的自生秩序
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的相因相成，天人关系的经验积累的悟性的智慧使中华文化传统崇尚天人不二、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道德秩序（moral order）即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心、神及宇宙，是三无差别。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中华文化之传统政治哲学核心是处理内圣外王关系，其结论是内圣外王不二，成己成物不二。内圣外王之道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之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修身而下学而上达，而学为君子，以至于取义成仁，成贤成圣，此为内圣外王之纵向意义。其纵贯在于人格的修养以实现境界的不断提升。而横向意义则由修身而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由成己而成物。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从政。内圣与外王主要是平面地自内向外推开。
内圣外王问题隐含着中华文化的超越性问题：中华文化的内在超越路向横向扩展有余，而上下纵贯不足。此体现为内圣外王主要是平面化地自内向外展开，而如西方文化之十字架隐喻的自上而下的纵贯十分不足。
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儒家是纵贯纵讲，道和释是纵贯横讲，西学的主流是纵贯横讲。儒家的心体、性体、道体、知体（良知之体），都是一体。而康德也是纵贯纵讲，因为讲意志的自律。智的直觉不能给我们知识，它是创造原则，而非认知原则。不能以感触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感触直觉在横的关系中，它能给予一个对象而不能创造一个对象。横的认知关系属于感性和知性，智的直觉在纵的关系中。上帝与人都具有智的直觉（悟性）。智的直觉只有从道德的实践中才能转化出来。由康德的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转变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儒家以道体代上帝，心体与道体为一，结果只剩下一个。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政道不足，而治道有余。中华文化为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然而，牟先生对起源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学说有着深刻的误解。这以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之分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君权之下，政道无民主，治道有民主。"这里他把科层组织的合理化与民主这个有关国体的问题混淆起来。民主涉及的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运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