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2)
2015-10-28 01:18
导读：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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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