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2)
2015-11-17 01:47
导读：孔子在认知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9]自知“不知”，这本身乃是“知”的表现，《老子》中的“知不知，
孔子在认知上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9]自知“不知”，这本身乃是“知”的表现，《老子》中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10]亦有不二之趣；在对待天的认知态度上，荀子也有见于此，依他看来，要是能知道在一定条件下对天的无知，这也是“知”的视野，而且相当程度上乃是一种“大智”，因为诚若他所言，“大智在所不虑”[11]。另言之，其中的“求”理解作“奢求”更为恰切，“不求知天”所伸张的无非是依循天之则的态度而已，是要人们不刻意求知天以至于“与天争职”，而并非否认天的可知和人的能知，即“不求知天”不等于“天不可知”或“不能知天”，“不求知天”正是“知天”的可能成为现实的前提和条件。不妨如是说，“不求知天”的态度是以合理地“知天”为指向的，按杨倞注曰：“不务知天，是乃知天也。”[12]“不求知天”能引导人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存的真实，人由此方可凭借自己的认识和能为去对天加以合理的考察，从而形成基于天之则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知天”，在此意义上论之，则“不求知天”又成为“知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内在于“知天”的累积性过程。
至此可见，“不求知天”没有否认天的可知性，也未否定人的积极有为的认知及其过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换而言之，荀子并无意于用“不求知天”来消解“知天”对天和人所具有的意义；更恰切地说，荀子所力倡的“不求知天”的态度正是“知天”在认识上所需的必要前提，后者在逻辑上构成了前者的必然旨归。
二
“不加虑，不加能，不加察之‘不与天争职’是第一义，于治之之中而知之又是一义。”[13]牟宗三先生这段话的核心，正契合荀子的主张。面对自然而然之天，人应在“不与天争职”的基本前提下，遵从天之则，并进而在这一“在世”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为以“知天”。这一认知目标的实现正是天的意义向人敞开的表征，同时，也是人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必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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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无目的的天是不会主动进入人的认知领域的，因而“知天”必须是人的有意作为，是将人的能知推行于天，而这种作用及其过程又是以人拥有“天官”和“天君”为基础的。“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14]人的诸感官在各自感受力范围内，皆可以与外界相接触，但它们相互间却不能彼此作用，即不能主动地交换所获得的“感”。这便决定了它们不能彼此替代，它们是完整的人所不能或缺的，荀子称之为“天官”。“天官”的突出之处有以下两点：其一，它们产生于“天职生物”的过程，不以人的选择为移易，正是这些得自于天的器官与外物接触，才可能“天官之意物”[15]，而“意物”又是“知天”过程的起始，如若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无从论起；其二，就单个器官而言，因其自然（肉体实在）特征的限制，故而虽然各有接物之功，但却无法在相互间自主实现信息沟通，也就意味着各“天官”没有知物之能，从而治五官的主宰之物成了必需。依荀子之见，人的心正是协调“天官”的“天君”，至于“天官”（身）和“天君”（心）的关系，他还有如下论述：“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以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得，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16]除了强调“天官意物”对于心之“征知”的前提性之外，这里更突出“心有征知”这一主观能动活动。若是就作用说，“天君”承担了“接”五官的职分，并以“征知”为目的；而且，从更实质的层面论之，“天君”也是处理天人关系的核心之所在，“人之天”正是“天君意物”进而“征知”的产物。
荀子认为，人是天下有知有义之属，有辨察万物而知之的认识和能为；另一方面，天为人的能动的认知提供了必需的基础和境遇，人作用的对象正是天地万物。“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17]从“能”“所”关系角度考察，人的能知之“性”为“知天”提供了能力上的保证，而“可以知”之物“理”则是“知天”的对象性前提，只有两者合理结合，才能“知天”。那么，如何发挥人的“可知之性”呢？“（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18]“知天”必须要知道哪些是人能为且当为的，哪些又是不能且不当为的，如此方能避免在“为”与“不为”之间攻于一端，从而做到既不蔽于天，也不蔽于人，这样的进路是正确处理人与天关系的基本前提。人应该而且必须认识到天有天的职分，人有人的作为，“明于天人之分”[19]，也正是“知天”所含摄之义。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治理得很好，修养身心恰到好处，促使万物生长却不加以戕害，这样明于人事，也就是“知天”，在这个意义上，明人事和“知天”乃是二而一的关系，而其中的要义便在于“曲治”“曲适”，即在天和人之间保持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人事与“天功”相贯相融，正是
中国哲学的一大旨趣，而荀子此处的观点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人是在对天的认识和作用中知天的，并进而与天地参，但这一切又都建立在人尊重天之则的基础上，不夹杂夸大人和天之中任何一方作用的盲目情结，这才是真正的“知天”。这点颇似于海德格尔的主张，也就是在“天人合一”中明晰“主（人）客（天）二分”，但后者对天人关系的整体把握却不如荀子深澈，因此，海氏最终只能赋以含有神秘色彩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董祥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