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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德“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儒家“慎终追

2015-11-16 01:47 ——对中国伦理“井源”的一个政治现象学-解释学探入


KlausHeld’sPhenomenologyofGenerationalTime-Experience
andtheConfucianTime-SpaceofMemorialCeremony:
APolitical-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alProbingintothe"Well"ofChineseEthos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


ErstdurchdiegenerativeEinordnungderMenschenleben
imganzengibtesfürdieMenschen
etwaszu?erz?hlen“imemphatischenSinnediesesWortes.
(只有当人的生命整体处在世代生成的序列之中时，
人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有所“叙述”。[２])
——KlausHeld[克劳斯·黑尔德]



第一部分时间经验的世代性与政治现象学的伦理使命：
对Held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之意义与局限的探讨

1.1.Held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在伦理政治领域和现象学领域的双重意义

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就讨论过家庭——从而也就是Ethos（伦理）的源头（因为Ethos本乃“居所、居住”之意）——与政治的关联，虽然从此之后一直到马克思乃至哈贝马斯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到现象学的政治-哲学家KlausHeld发现了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３]向度之后，家作为伦理和政治的源初空间才得以在西方政治哲学运思中清楚展现其深窈的时间性和广阔的空间性。

所谓家庭的深窈的时间性即是指Held所揭示出来的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性（Generativit?t）或世代生成的时间性。经验，在这里尤其指一种与“度日的时间经验”（ephemereZeiterfahrung）相区别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generativeZeiterfahrung）。只有依循此种时间经验来思入家庭生活的领地，家的世代性纵深的时间维度才得以展开；而接下来，只有在此纵深维度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基础之上，家庭的政治本质或者家庭对于敞开政治世界空间的意义才得以展露。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而与此相比，此前在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史上，从亚里斯多德借古人之口把夫妻定义为“食槽伴侣”[４]到哈贝马斯把“人在居所（oikos）生活空间中的行为”规定为“具有工具性行为的特性”[５]，家庭一直只是在“度日的时间经验”这样一个横向延伸的时间经验领域得到规定。这也就是说，家庭的本质一直只是在经济学（?konomie，家政学，来自oikos）以及由经济学出发而得到其规定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域中得到考察，至于家庭的政治本质或家庭对于敞开政治世界空间的直接意义——这一意义的直接性和源初性在于：它的达成无须经由家庭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功能及其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而得到解释——则一向付之阙如。

上文所述，是就政治-哲学方面而言，Held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的意义。同样，在现象学方面，尤其在有关时间问题的现象学研究方面，它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也许可以如此猜度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在时间现象学系谱中的位置：他既不是作为日常性或度日的时间经验的一个补充，也决不是对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的时间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向死而生的本真时间性”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发明，而是从根本上为这一切时间经验奠基的源初时间经验。因为现象学的反思和明察，无论其工作于纯粹内在意识的领域还是Dasein的生存分析领域，伦理都参与构成了它的尚未专题化和对象化的潜在运作空间（Spielraum）、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和方向制定（Orientierung）；而伦理的化成和发挥作用，根据Held，则与家庭生活的世代生成时间性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６]

这一点必须立足于那个几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忽视的政治世界的视域才能够为现象学所洞明，而同时，反过来，只有当这一点在Held的时间经验现象学中进入现象学的视野之后，现象学才开始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切入角度，得以畏怯地（scheu）涉足那久为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西方传统哲学所忽略的古老的政治领域，从而走出一条政治现象学之路。为什么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对时间的世代生成性的忽视和对政治世界的忘怀总是伴随在一起？[７]这也许能够从反面证明了此二问题领域之间的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