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3)
2015-12-11 01:23
导读:教“五戒”的做法,就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种定论。 二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 展,
教“五戒”的做法,就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种定论。
二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
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
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
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仍以译经为主。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支谦和康僧会,他们俩都
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译出佛典的同时还注经作序,其译述不但
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儒、道等传统的名词术语和思想理论来表达佛教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佛教
的中国化。例如支谦在其所译的《大明度经》中一方面比较准确地用“空”这个概念来表达般若
的基本思想,强调“诸经法皆空”,但另一方面仍然沿用了《道行般若经》中老庄化的“本
无”概念,强调“诸经法本无”。在注释中,他还引用了庄子的“无有”这一概念来说明诸
法性空如幻的道理:“色与菩萨,于是无有”,并借用传统的“得意忘言”的思想与方法,
提出“由言证已,当还本无”,以此来注解“得法意,以为证”的经文。而康僧会在译介佛
经时也融合吸收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以孟子的思想来发挥佛教理论。在他编译
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儒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政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经中不
仅大讲“恻隐心”、“仁义心”,而且还极力主张“治国以仁”,认为“为天牧民,当
以仁道”。除了这些治国牧民之道以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孝顺父母”,歌颂“至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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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些思想显然已不是印度佛教的原样,而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出世”的佛教在儒家
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入了重视现实人生的品格,这与康僧会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般若学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
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特别是朱士行西行求法,送回的
般若大品被译为《放光》,一时大行中土,人们纷纷倾心于对般若思想的研究,并在玄学的影响
下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玄佛合流蔚为时代思潮。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兼
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意义。东晋名僧慧远“博综《六经》,尤
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僧肇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
要”(《高僧传·僧肇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为融会佛道儒三教,推进佛教的中国化奠
定了思想基础。
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
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
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就现有资料看,最迟在三国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儒佛道三教一致论,而这
最早就是由佛教徒提出来的,这在成书于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中有清楚的记载。该论
作者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外来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引证
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并无二致。论证主要从佛陀观、佛教
教义和佛教出家修行生活这三方面展开。关于佛陀,按照牟子的说法,其实与中国的三皇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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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至人”、“真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牟子一方面以儒家推崇的三皇五帝来比配佛
陀,另一方面又以道家神仙家言来解释佛,认为“佛乃道德之元祖”,能够“蹈火不烧,履刃不
伤”,“欲行则飞,坐则扬光”。对于佛教的教义,牟子同样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比附。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