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范转移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之变局(5)
2015-12-19 01:00
导读：由我们现在的视域着眼，这样的反省不为无理，但不只不会伤害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论旨，反而成为更进一步促成它往前发展的新契机。18由今日的观点看
由我们现在的视域着眼，这样的反省不为无理，但不只不会伤害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论旨，反而成为更进一步促成它往前发展的新契机。18由今日的观点看，康德继承于启蒙理性的形式主义伦理的确未能充分照顾到「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类实质性的问题的考虑，也有被权威利用填进内容加以歪曲的危机；而黑格尔绝对唯心论一元架构的霸道哲学冲动终不免引致道术为天下裂的后果，由极盛变为极衰，乐观成为悲观，的确值得我们深思。至于中国在近一二百年来的衰落更是其来有自，传统过分强调一元正统，倾向于道德实用的性格，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第二代新儒家主张自我扩大向西方吸收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由现代到后现代，没有理由不能更进一步吸纳西方的彻底批判精神，与传统固有包含在孟子、朱子、阳明的批判精神会合，而趁着多文化主义的兴起，对于传统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睿识加以重新阐识与改造，以回馈于世界。
由这一角度向前探索，我们发现，儒家典范的核心在于生生不已的天道与内在于各人的超越心性的肯定，至于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无论孔孟、程朱、陆王、唐牟都得受到其时代、语境的限制，却不妨碍我们体证到有一贯的精神将它们贯串在一起。我们的指导原则恰正是阳明所说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传习录》，341）由「分殊」面看，我们不须花力气去出死力卫护任何成说，而只须指出它们的适时适切性，反而由它们的限制反显出不可以概念与语言充分表达出来的「理一」的超越性。我们的责任是通过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体的限制去觅取这一超越的原理的阐发。在这样探索的过程中，明显的是，无论中西，我们均不可能由之找到现成的指引，譬如说我们的典范论决不可能是孔恩典范论的再现。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排除向任何思潮吸取灵感的泉源的可能性，无论诠释学或沟通理论，只要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整合在我们的思想之中。不错，我们的根是深深地埋在一个传统之中，但传统也在不断变化与自我扩大的过程中。这里不存在以外来的典范强加在传统的典范之中或加以曲解的问题，我们所自觉要做的是，以我为主去吸取外来的资源以壮实自己的生命，而这正是我们不断努力去开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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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 诠译学的观点，参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