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科学观演变探析(1)(2)
2016-01-03 01:03
导读：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
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