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一个富涵思想(2)
2016-01-16 01:00
导读：“乞仙令之残砂”典出《晋书·葛洪传》，意为效葛洪避地而南迁。从二十年代之讲学清华，到六十年代之栖身岭表，我们不能不惊诧于他长达数十年的“
“乞仙令之残砂”典出《晋书·葛洪传》，意为效葛洪避地而南迁。从二十年代之讲学清华，到六十年代之栖身岭表，我们不能不惊诧于他长达数十年的“守伧僧之旧义”的心念。细加分析，此一心念之中又含有从学术方法、学术目的、到学术人格以及文化理想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辞情而旨深，语简而义圆，这是中国思想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犹如一方宝灯，擎来便满室灯灯交辉。
“伧道人”的“伧”字，原是六朝时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一种蔑称，意为“粗陋”。陈寅恪引申为不灵活、不通世故之义。时值西学巨潮挟其各种主义、各种观念、各种“新义”大量进入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用这种身份来指那些缺乏适应新潮流能力的人。显然，陈寅恪认同老僧，微讽愍度，不主张对于传统文化任意“树新义”，这里很容易造成误会，以为陈寅恪一如汉唐的经师、清代的经师那样迂滞陈腐。尤其是他曾批评过后来极有创发力的熊十力哲学。据吴宓
日记，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次与吴宓在清华园散步，陈寅恪说：
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如欧洲中世纪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之说尤为正途确解。
似乎陈寅恪不仅迂滞，而且傲慢，对于从事义理哲学工作的人，率意针砭，缺乏尊重。但是在公开发表的《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里，他又说：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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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虚怀若谷如此。那么，他是否对于思想解释性质的工作，尤其是富于创造性的思想解释，持不屑的态度呢？他曾经批评旧派文化史研究只知道抄书，“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见卞慧新录陈寅恪授课笔记）。陈寅恪是十分看重解释意义的。他曾经将解释古代文献的工作，喻为艺术家才具有的神游冥想。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他又说：“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本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虽与《易》之本谊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可见陈寅恪相当尊重微言大义之学，并尊重有想像力、有创发力的解释工作。汉学与宋学、史学与哲学之间的门户深壑，在他那里是不存在的。用门户成见来说这个典故，可能并不合适。
上文说他以老僧来比况那种缺乏适应新潮流能力的人。他心目中的“新潮流”，可能更具体有所指，一是由今文经学到疑古思潮的近现代浪漫主义文化思潮。一九二七年《寄傅斯年》诗云：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他把王国维的“释古”学术称为“正始遗音”，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赞誉，其对立面“元和新脚”，用刘禹锡“柳家新样元和脚”诗意（指元和间流行柳公权的书法），来指王国维死后更为流行的疑古时尚。诗意甚为显豁。
另一证据是《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
在他看来，晚清至五四的中国文化思想，乃是一幅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其源头即颇具“浪漫化”倾向的今文经学。而王国维是古文学派，用典故中涵义来说，正是坚持所谓“江东旧义”者。又关于“今文公羊之学”，《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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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学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他之所以反对浪漫化思潮，又与家学渊源有关。“江东旧义”在这里置根于国身通一的家世信仰。在《寒柳堂记梦稿》中，他将前辈学人与当代学人加以联系比较，认为共同存在“谨愿之人”与“夸诞之人”两种类型。认为两种人都与他的先祖先君家风截然不同。他之所以表明自己的学问旨趣乃在于“不古不今之学”，明确说出自己“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也应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