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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而不传”的理论追踪(1)(2)

2016-01-23 01:07
导读: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奸谄无由作也。(《郭店
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奸谄无由作也。(《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第34-36简)
根据《六德》简文,我们可以知道:“六位”就是父、子、夫、妇、君、臣;“六职”就是教者、学者、率人、从人、使人、事人;“六德”就是圣、仁、智、信、义、忠。这当然是宗法制的眼光和角度,虽然它的理论归宿是试图通过六位、六职的践履来达到六德的超越。从六位、六职、六德的排列顺序上,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父子、夫妇、君臣;第二,夫妇、父子、君臣;第三,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排列顺序都屡见于先秦儒家经典之中,在刚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一文中,三种排列的顺序都出现过。先秦儒家是注重礼仪先后的,顺序的排列是一件大事,因此,六位、六职、六德的排列在先秦儒家,绝不是随意乱排的,是有一定用意的,值得我们推敲。在认真研究了《六德》简文之后,笔者以为,第一种情况,是从现实的宗法制的角度来排列的,它看重的是父权,看重的是家族父子宗亲的承继;第二种情况,是从阴阳大化,男女交合,生生不息的角度来排列的,它看重的是夫妇之礼以及万物生发的源头;第三种情况,是超越于宗法之上的,是把君权置于父权之上的明证,它的着眼点在社会整体的统一管理。不论把父子排列在先,还是把夫妇排列在先,都是以亲亲孝悌为起点的,因为它们都把君臣放在了后面。这种思想路径在《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中较为普遍,这是事实;但绝不是全部。上述经典中把君臣排列于父子、夫妇之前的地方也是很普遍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天下之达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理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君道》)
但是,阅读儒家经典,我们是不能不注意它的宗教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上述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不论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还是君臣关系,在儒家看来,都有一种天经地义的神性,都有它们天命的最终依托,都是天道伦常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这三种关系,首先是各自独立的子系统,都直接上承于天命。父子关系是就慎终追远、报本反始来说的;夫妇关系是就天尊地卑、阴阳大化来说的;君臣关系是就君权神授,上承天祚来说的。然而这三种关系之间,又是彼此牵制、互为激励的,没有夫妇,就没有父子血脉的持续延伸;没有父子,就没有夫妇化合的依托;没有君臣,父子夫妇就没有赖以存有的贤明社会,由亲亲而尊贤的理想就得不到公正、有效的贯彻。但是,这三种关系,在整个宇宙中,又只是各种天人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们来自天常,是天的意志的一种表现。从《周易》《易传》以来,“天道”一直被先秦儒家先哲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典范。笔者在此讨论《六德》的真正目的,是要弄清儒家哲学的宗法性最后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从而为我们探讨“禅而不传”的来龙去脉寻找理论的背景。二 儒家先哲试图通过六位,坐实六职,根据六职培养六德。很明显,这是“礼”的路径。外在之礼,之位,之职的修养来唤发内心的德。但是,从人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来说,先秦儒家又要求人通过现实的道德践履,下学上达,不断地扩充自己,提升自己,以形成自我内在的道德超越,这就是“善、信、美、大、圣、神”的道德递增(《孟子·尽心下》)。这样一来,在儒家人学的群体划分中,又出现了由“民、士、君子、圣贤”直至“圣王”的理路。 相对于六位、六职、六德来说,这里的理路完全超越于宗法制之上。先秦儒家在这里树立起了一面道德修养的人生旗帜。在这面人生奋斗历程的旗帜之下,六位中各个层面中的人都是平等的(真正平等的根源在随命而降的“善端”)。也就是说,只要你努力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任何人都可以跨越“民”的局限(民者,冥也、暝也),进入士(士,民之秀者)、君子、圣贤的天地,最后甚至可以达到圣王的境界。而圣者,则天也。这正是先秦儒家的精华之所在,因为它依据于《周易》生气流行的刚健思想,在全社会树立起了一种只要君子自强不息就可以成就人生大业、造福于人类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先秦儒家先哲的亲身经历中,这种理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干了很多别人都瞧不起的、低贱的活儿(“鄙事”),长大以后也只能给人家主持丧礼来维持生活(《论语·子罕》有“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的记载)。但是,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超越常人地认识到了“礼”,特别是“丧礼”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并且因此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广招门徒,传播思想,成为千古无冕之王。以“丧礼”为契机、以亲亲为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建立起思想体系,其理论的归宿却是“爱人”,是“仁”的达道对“德”的超越,它的理论目的在于通过个人的修养、锤炼,组成一个由圣贤领导的“大同”世界,再通过这种“大同”的世界去呵护人的天赋性情、权利。大同世界需要人们纯正的性情去造就,而纯正的性情又必须在大同世界里修养。“德”,在儒家哲学中是统领仁、义、礼、智、信、圣的。研究先秦儒家,我们不能不充分注意这一重要的思想特征。本来在先秦各家各派中,几乎都重视“德”,老子、墨子、庄子均莫不如此。但是,在笔者看来,于儒家尤甚。在儒家的“德”的内涵中,毫无疑问,也是包含有宗法制的内容的,但是,这只是德的低下的层面。先秦儒家各种经典中的大量论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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