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2)
2016-03-05 01:01
导读：论证至此，一个清晰的思路浮现出来：如果《结构》时期的库恩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真具有十分吻合的同构性，则对库恩范式概念含混性的指责便有望
论证至此，一个清晰的思路浮现出来：如果《结构》时期的库恩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真具有十分吻合的同构性，则对库恩范式概念含混性的指责便有望在与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的对比阅读中消除。我们只需要在维特根斯坦的说明系统中找到对应的词组，或者通过类似于“翻译”的活动将“范式”一词置换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去就行了。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差异中进一步把握概念的丰富性。
《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比较
二、《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各自面临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的目的在于化解从逻辑主义的角度解决语言意义问题所必然会陷入的困难。他一直意识到任何逻辑的抽象必然导致意义的缺失。不管是主张“现实性原则”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可能性原则”的自己，必须打破某种界限，还原经验事实的丰富性，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教你以差异”的指向。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使用的语法规则(语用规则)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根据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5]7。而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是一种语言游戏。什么是语言游戏呢?本质主义的思路会自然地引导我们如此发问，维特根斯坦对此最接近下定义的说法是：“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5]31。这离本质主义的思路还相当远，因为它并不提供关于“语言游戏”的任何本质特征，仅仅是一项特征描述而已。他根本反对那种以逻辑形式来涵盖语言丰富性的做法。语言不能用本质上的共同性来统一。取代共同性的乃是一种相似性，“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像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5]77。很明显，这是一种强调关系的新思路，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好语言游戏所本具的几个关系问题：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语言游戏与外部的关系。维特根斯坦首先就驳斥了那种意图为语言划定准确界限的做法。家族没有本质，也没有普遍的共同特征，但你仍可以依据特定的目的去划定一个家族。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用法，或许会得到普遍认同，或许不会。所以，所谓“确定的界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家族相似”作为语言游戏的特征而被提出来，它揭示了语言游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然而仅凭此概念，维特根斯坦无法抵抗来自本质主义的诘难：如果事物真的没有本质，你可以描述这个游戏和那个游戏的联结状态。但你将凭什么将一个对象归于“游戏”这个概念之下而不是别的什么概念? “家族相似”对于解释语言游戏内部成员的关系来说虽然成立，却无法解释语言游戏之间的差别。维特根斯坦接下来从两个方面消解本质主义的诘难。他论证道，语言作为一种游戏，交织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能“说出”这个或那个游戏，仅仅是因为任何游戏都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则行事——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规则本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游戏内，或者对这个那个游戏作出本质区分，关键在于规则的遵守。从“规则”过渡到“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约略了解哲学史的人会马上联想到主体、时间(即历史)诸如此类的词语。因为“遵守规则”首先就是“谁在遵守”的问题；行动的主体一旦引入，便必然涉及到“怎样遵守”(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重心所在)的问题。这样一来，规范性就被描述性代替了。换个角度说，逻辑不再是唯一标尺。“行动”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时间维度，“发现和发明的过渡性环节是很重要的”[5]108。“奥古斯丁的图画”不再被强调。重要的是，概念之间的“关联”通过主体的行动在时间中展开，并以此来展现它们的具体差异。通过“看到关联”[5]122来揭示差异，从而实现语言的区分功能。这才是重要的。但如前所说，“家族相似”已不足以支撑该论证的成立，主体的身份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疑难问题。“生活形式”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首先指涉的便是主体的身份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主体在遵守规则。换句话说，是什么约束了他们，让他们能够达成共识?维特根斯坦回答道：“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必须接受的东西，给定东西就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只有奠基于生活形式才可能[5]123。所谓的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总体或局部”[6]。这里仍然存在着悖论：“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条规则相符合”[5]226。遵从它，却不知它为何物。怎样消除?症结就在于传统思维试图用规范性去涵盖实践的全部内容。而要消解这样的悖论，则只能回到实践。不学任何明确的规则，只靠实践就能学会游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活形式”才有植根处。也就是说，我们用来区分游戏的根据，不在于“家族相似”的特征，而在于不同“生活形式”指导下的实践。生活形式与实践共同构成了区分的依据，缺一不可。而本质主义所秉持的“规则”，在我们能够清晰掌握并说出它的时候，可以构成区分游戏的主要依据。这样的情形却不存在于一切游戏中，只是众多游戏中的特例。这样的推论在经历了以上论证后就不难得出了。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王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