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境界与德性——儒家人学三论(2)
2016-03-31 01:02
导读：早期儒家的仁义、义利的对举 ,确立了做人的伦理化思路。人 ,也就获得了一个纯粹伦理的定位。仅就“修己”到“修己安人” ,再到“修己以安百姓”的伦
早期儒家的仁义、义利的对举 ,确立了做人的伦理化思路。人 ,也就获得了一个纯粹伦理的定位。仅就“修己”到“修己安人” ,再到“修己以安百姓”的伦理推进来看 ,这一定位对伦理政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 ,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的承担主体确立位置。因为 ,只有基于纯粹伦理动机 ,而非基于利益动机、或权力动机的人 ,才可以担当伦理政治的主体责任。这中间是有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其二 ,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运作中的纯粹伦理动力机制提供前提。因为 ,伦理政治的运作 ,不免会关涉利益分配、权力享用 ,即公与私、义与利的问题。倘若在早期儒家视域中不能自动发生效用的法、法权 (“无治法”),没有能驱动“爱利天下”、“天下皆悦”的法、法权发挥其功效 ,那么伦理政治也就丧失了动力 (“有治人”强调的正在此一方面 )。所以 ,治人者务必以纯粹的伦理动机作为自己治理社会从事政治的目标。在这里 ,为人与为政是统一的 ,统一于伦理动机、伦理化约、伦理感召、人情恩惠。如此 ,即可保证人的纯粹伦理定位 ,相应地决定政治的伦理化定位。其三 ,这样可以为伦理政治理论化解理论障碍 ,使这一理论获得维持其自身的充分保障。因为 ,从人的内心到外在行为 ,都以伦理笼罩住 ,可以使伦理从内心“圣”处一直外贯到外在“王”处。这样 ,干扰伦理政治的因素 :夺权的僭越、争利的对抗 ,都可以在未形之先被克制住。即使是涉及利益权力问题 ,利为兼利、为一身伦理正气的君王所利天下 ,亦是伦理化了 ;权为公用 ,为一心为民的君王所把持 ,正是合于伦理的。由此可以说 ,早期儒家是以人的崇高 ,人与人之间的稳定相处、关系和谐为目的而致思的。现代以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与人观念 ,完全不在早期儒家的视野之中。相对于义与利的伦理化处理来讲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关于人的预设 ,就完全付诸阙如。所缺者一是 ,人是“理性人”的观念。理性人的预设 ,是基于对象化世界的认知需要而建构的。是指人可以以理性的筹划 ,认知客观对象世界 ,并把握客观对象的性质 ,进行改造策划 ,使之合于人的需要。由于伦理政治理论确认人是伦理人 ,而伦理内源于心、外推于人。内源于心而圣 ,外推于人而王。因此 ,它不必要拟定一个对象化世界的存在 ,哪怕把伦理投射于他人身上来感知 ,都是不被取法的 (“小人求诸人”)。同时 ,由于伦理内源于心 ,也就没有必要建构一个认知心。切己自反 ,反躬自省 ,是伦理人伦理觉悟的“方法”。因此 ,有一颗圆善的道德心是伦理人的本质特征。理性认识的建构在伦理政治思路中 ,完全没有必要。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所缺者二是 ,理性计算的合目的性行为方式。理性计算 ,被马克斯·韦伯看作是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一大要素。因为 ,只有在行为之先有理性的预期 ,行为之中有理性的会计应用 ,行为之后有理性的统计审计 ,人———当然是有“天职”观念的经济人 ,才可能达到投入产出的理性预期目的。但是 ,由于早期儒家把人预设为伦理人 ,而且极端重视伦理人维持道义的纯洁性 ,排除利益干扰的重要性。因此 ,对人来说 ,唯一应当做的或能够做的 ,就是伦理道德心的呵护。至于基于利益问题的理性计算 ,在理论上是为早期儒家所排斥的。一旦理性计算的观念被确认 ,那将引起早期儒家伦理人预设的彻底颠覆。因为那样 ,结果将不会是人人理性谋利以致于天下皆利 ,而是人人谋利而天下良心俱失。但需指出 ,这种缺失在稳定是尚的伦理政治理论推导中并非是致命的 ,而是跳出这圈子 ,到以发展是尚的现代社会 ,这种缺失才影响理论前途。
二、境界为尚 :营造一个伦理至上的生存氛围
对人来讲 ,活下来 ,才能谈得上是否认同某种伦理原则 ,因为生命存在是伦理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在早期儒家看来 ,此一问题却不能断然划分为二。倘若把生存与伦理取舍割裂开来 ,势必出现两种危险 :一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放弃伦理原则。譬如孔子所特别注重的人在饥馑和危难状态下 ,遇见生命维持条件十分窘迫时 ,先德还是先食的问题 ①,就是基于这种思路。二是离开生命存在状况的追究而谈伦理 ,从而把伦理高悬为一种原则式的空洞教条。譬如早期儒家十分注意从衣食住行方面切入伦理问题 ,寄意就在避免这种危险。在早期儒家注重从生存处说伦理的推论中 ,最富有社会性意涵的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贫穷之于道德操守端正者 (君子 )的关系 ;另一个是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 ,如何可以乐观面对生活的困窘 ,以实践伦理为快乐。以第一个方面而言 ,“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的对比 ,表明君子面对贫困是能够坚持操守而不动摇的。这是因为 ,君子秉德而生、秉德而行 ,是伦理的榜样、道德的旗帜 ,他绝不会为生活困窘的原因 ,放弃伦理原则。在此情形下 ,君子一方面是以义为行动指南的 ,使他可以排除现实物质条件和政治权力之争的囿限 ;另一方面 ,君子是“求诸己”的 ,他不以困窘而将伦理的实质性责任推给他人 ,他始终能“喻于义”、“以义为上”、“爱人”。这两方面构成了操守端正、心怀仁德的君子 ,不为贫困所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