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回到历史(2)
2016-04-01 01:13
导读：从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看，在二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也经历了两次向艺术独立性与文本审美性复归的热潮。二十年代初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员之
从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看，在二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也经历了两次向艺术独立性与文本审美性复归的热潮。二十年代初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员之间发生了"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其焦点之一就是艺术独立性问题。当时的"艺术派"异口同声赞颂唯美主义，倡导艺术无用论，反对艺术功利性。比如郭沫若对佩特的神往，郁达夫对颓废主义的迷恋，田汉对《莎乐美》的推崇，成仿吾对唯美主义批评的实践，所有这些概括起来就是艺术至上主义：文学不应该有超越自身的目的。 虽然这场争论最后"人生派"占了上风，并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但是这一讨论本身对于散播艺术独立性的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后来闻一多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美学思想中，"纯艺术"与"纯形"的唯美主义观念仍然发挥着极大的影响。
而八十年代我国批评界已经从纯诗、文本、艺术自律等艺术独立性观念发展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自觉。1984－1986年间
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就标志着文学研究领域的"向内转"。 其后，人们普遍把审美特征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标志，文本分析成为文学批评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传统文学批评所强调的政治内容和社会生活现实往往被认为是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各种各样的形式分析方法,审美批评、结构批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叙事学、文体语言批评,一时成为主流。虽然传统批评也重视形象思维与典型人物塑造，但八十年代批评所强调是审美感性的层面以及作为情感载体的"有意味的形式"。 蔡仪等人强调理性和社会历史内容的传统文学理论模式显然无法应对形式主义的挑战。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的译本这时(1984)在中国出版正当其时。这本在英美早已受到挑战的理论著作在中国却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 实际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对立和历史上所有的二元对立一样并非是平等的关系。在这里"内部研究"所具有的权威性、优先性是显而易见的。用姚斯(Hans Robert Jauss)接受美学的术语说，这本书正符合热衷于形式观念的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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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形式主义批评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在英美学界基本上是占了统治地位。 八十年代在中国审美批评也覆盖了文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批评发展起来的一些批评概念和分析方法对文学阅读的深度和文学普及的广泛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新批评的"细读法"与中国八十年代的审美心理研究，就大大开拓了文本分析的空间。这对于作品细节的理解，对于读者审美能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解剖文本的工具，不仅开发出文学本身的审美宝藏，而且为文学摆脱政治和道德理性的束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审美和艺术特点成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标准，那么文学作品就可以以本身的魅力直面读者大众。特别是在美国，新批评的普及对文学研究的平民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四、五十年代，二战结束后大批复员军人面临着再学习和再
就业的压力。而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又没有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无法分享学院派掌握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他们在学术领域的立身之本只能是文学作品本身。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他们获得了一种非传统的、非学究式的接近文学的方法。
在我国审美批评对于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反映论和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从此文学批评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官方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周扬与胡风的文艺斗争中体现出来。周扬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身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中。他以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形象思维论和生活美学一举击败了胡风那种具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主观战斗精神"。而八十年代的艺术独立性观念和"美学热"正是要恢复这种游离于政治机构之外的非官方话语。通过对文本独立性和审美的普遍有效性的广泛讨论，通过对艺术作品自身结构与形式具体而微的专业化研究，文学批评与官方政治渐行渐远。文学批评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一部分其独立性与合法性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因此，通过审美形式接近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个人化的"诗学"和纯粹的方法。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