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2)
2016-07-12 01:07
导读：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更广泛的方面：一个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具备竞争高收入职位的人可能期望什么。这里也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可能本能地愿望
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更广泛的方面：一个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具备竞争高收入职位的人可能期望什么。这里也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可能本能地愿望他马上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中等的甚至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一份财产。但是在社会体系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的社会，这种愿望在宪法民主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实现要以剥夺一部分人的一些合法权利为条件。一种令一部分人权利损失来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境遇改善的期望被这个社会的人们的共同的基本正义观念视为不合理的。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具有竞争才能的人讲期望他能通过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的系统的帮助——主要是——获得更大能力，从而通过合法的劳动与交易获得更多的善，改善他的生活。这种期望在宪法民主制社会，实际上在大多数存在的社会，都被看作合法的。在宪法民主制社会，这种期望尤其得到鼓励。因为，一个地位不利者的合法期望越是提高，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就越是提高，他的后代人（假如他有的话）的生活起点就越好，社会就越越趋于稳定。按照公平的正义的观念，同公职和社会地位相关的有差别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只有当它是最能鼓励地位不利者提高其合法期望时才是正当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从事社会管理的人通过从事管理工作而得到较高的收入就对于地位不利者而言是公平的。
深层的关切：减轻的、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
在这样理解的公平的正义观念里面含有这样一种观点：以公平的正义原则来调节的社会基本制度必须做出某种持久有效的安排，来减弱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地位不利者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对所能想象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组织而言，根除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都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想减轻它们的影响。义务首先是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制度安排。义务教育是不以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否有利为条件而为他提供的一种系统的帮助。这种帮助的明确的意图在于减轻社会性的偶然因素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起点的不利影响。我出生于一个山村农家，但是我同样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使得我的生活起点对我的不利影响减弱；因为我如果努力，同样可以期望完成中等教育，选择某种适合的职业，改善我的生活；并且，我的后代（如果我计划抚养子女的话）的生活起点将比我的更好些。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义务教育虽然可以减轻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却不能够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的任性影响，因为除了纯粹的自然偶然性之外，只要地位不利者的家庭处于匮乏状态，他们的后代人就有较大的可能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所谓自然的偶然因素，在通常的理解中指的是人的天赋差别。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批评是，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权利，默认自然天赋的天然特权：自由主义者可以同意实行义务教育，但不能接受将人的天赋视为社会共有的资产。在应当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这点上，罗尔斯同意采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减轻这种任性影响的理据不在于天赋是社会资产，而在于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看，有利的天赋不是一个人应得的东西，天赋的优劣对人的生活起点的影响是没有道德理由的。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来看，如果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是互惠的，即每个人都必须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中受惠，如果才能是自然天赋的偶然分配的累积结果，经济与社会利益就不能简单地按照才能来分配。天赋高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天赋高而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利益只能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培养其才能为社会节省了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他们运用其天赋和才能的活动最有助于因天赋较低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期望。既然在天赋高者与天赋低者的社会合作中，天赋低者是从以往的合作中受惠较少者，一种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必须包含某种补偿性的安排。这种安排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设立基本制度时，除配给部门和稳定部门外，还需要设立转让部门来根据需要确定最低福利水平，以保障不利家庭及其后代人不受市场偶然性的严重损害；设立分配部门来确定遗产和财产所得税的水平。这样，尽管自然的偶然性在宪法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消除，但是，由于转让制度与福利分配制度保障不利家庭的最低受益水平，这些家庭的成员——尤其是下一代成员——的合理生活期望就没有遭受到严重打击，自然偶然因素对于他们的不利影响就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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