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2)
2016-07-26 01:01
导读：20世纪50年代以前，引导中国哲学写作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基于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以前，引导中国哲学写作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基于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中国哲学言说，不仅使中国哲学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而且也建立起了一些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他的《中国名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还有《中国哲学简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50年代以后，我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被统一在
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一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哲学史的书写虽然也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来引导，但其强行统一则造成了中国哲学形象的千篇一律化和公式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却没有造就出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这与我们惊叹当代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哲学”、“哲学史”和“中国哲学”，我们常常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无观”状态中，虽然我们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如果中国哲学要走向多元的原创性叙事，改变目前的“无观的中国哲学”或“无观的中国哲学史”状态，那么我们就要走向深度性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作为对西方哲学内容划分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哲学的内容划分中，至今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沿袭着形而上学（还有宇宙观、本体论等）、认识论、
逻辑学、辩证法、
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等方法，这也需要加以检讨和调整。即便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认识论和逻辑意识，它们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和所处的位置，也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由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所处的从属性位置决定的。区别于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哲学主要看成是建立和提供根本“信念”的理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作为渊源流长的信念体系，也许可以用新的方法来划分。如划分为三方面，一是提供宇宙和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世界根源信念；二是提供理想的人生和社会应该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人间理想和价值信念；三是提供人类和社会和谐秩序如何建立以及与宇宙如何保持统一的回答，可称作规范和实践信念。由这三方面所构成的中国哲学信念体系，简单说一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信念，二是对于理想生活的信念，三是对于规范和行动的信念。显然，在中国，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不仅理想和价值信念与世界根源信念（或者说实然世界信念与应然世界信念）紧密相联，而且规范和实践信念也与世界根源信念密切相联，因为在中国哲学中，合理的规范和行动方式，也常常被认为是内在于天道秩序的。以这种划分方式去重新组合和编织中国哲学图案，也许可以克服西方哲学框架带来的削足适履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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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一直在为自己的“正当性”而进行理智上的苦斗，这整体上又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和学问向现代转变的一部分。由于“现代”的尺度来自西方世界，因此当中国哲学被提出并作为“现代性事业”而展开时，它所依据的参照物和标准，就是西方哲学（或者是更广义的西方文化）。这就产生了将中国哲学正当化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主要类型，即在中国哲学称谓及中国哲学本身中寻求相同或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与此相对，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则被认为是中国哲学需要弥补的缺陷。比如常说的中国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中国哲学思维模糊、观念含混等。按照这种“求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普遍性和共通性，是通过西方哲学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来认定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思考问题的立场，胡适和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正当化工作，所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注：冯友兰在《论人生哲学之比较》中所做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中西哲学的共同世界。）然而，站在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甚至是反西方现代性立场上的人，则通过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或者是通过只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东西来强调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和优异性。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思考问题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越是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中国哲学就越具有自己的特独性，从而也就越具有自己的自立性和自足性价值。譬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正当化建构，主流的思维都是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之下展开的，但采取的“实质性”方式则恰恰相反：一种是从转化和革新中国哲学的需要出发，重点通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以此使中国哲学获得“普遍的意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可公度性”思维；与此相反，另一种则是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异质性”来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显示中国哲学的自身意义、性质和内在价值，起决定作用的是“差异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