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问题的制度性检讨(1)(2)
2014-07-14 01:26
导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农村政策的回归，六万多个人民公社被解体并转换为九万多个乡镇政府，以及以“两权分离，双层经营”为核心的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农村政策的回归，六万多个人民公社被解体并转换为九万多个乡镇政府，以及以“两权分离，双层经营”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使农民再次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使大约二点五亿户农民家庭成为纳税主体和结算单位。数亿农民在“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口号激励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再一次被调动起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广大农民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摆脱了贫困。尤其是1982-1984年的连年大丰收，到了1985年还出现了“卖粮难”问题。然而，在农业问题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农村问题开始形成：农村道路的修建与维护，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却无人问津；封建迷信死灰复燃，非法宗教活动大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与庞大的基层政府“分权让利”、“分灶吃饭”，让基层政府承担起“发展地方 经济 ，维护地方稳定”的责任。同时，也赋予各级政府中各个职能部门如粮食、农机、
工商管理、物价、公安、税务、教育、电力、医药、计划生育、烟草、司法等在本部门、本行业内一定的“责、权、利”。至此，各级政府之间和各个职能权利部门之间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利益关系，也使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权利部门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主体，为农村税费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最初，各个利益主体还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在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同时“缩手缩脚”地为自己谋求一点利益；后来，在中央的“分税制”和“中央出政策单位出措施”的解决工资增长机制等的鼓惑下，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也都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朱守银：《减轻农民负担的艰苦探索——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分析 》）。到此，农村税费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个别严重的地方，一只只伸向农民的黑手，巧立名目，翻新花样地向农民索要，什么三提五统费，教育附加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费，农村文化、 体育 、广电事业发展费，军烈属优抚费，“五保户”供养和特困户补助费，民兵训练、征兵及国防教育经费，计划生育统筹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农田水利建设和开发性农业经费，村组干部报酬和公务费，公益金和征收经费，合同签证费，防疫费，果农服务费，水费，农村电话费，两工折价，人工降雨费，灭鼠药费，农民住院医疗保险费，治安费，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集资、摊派、捐献，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就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国务院又发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限额比例，村提留、乡统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５％。整个９０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几乎每年都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出要求，各种监管措施也越来越严格。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强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2001年国办又一次发出通知，进一步重申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要求深入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检查，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责任制。但农民负担重问题仍然是 影响 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和农村稳定的一个顽症，一些地方因此出现农民上访，甚至酿出恶性事件。“三农”问题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农民确实不堪重负，种地除了成本之外,再上缴各种税费后，所剩无几，一年忙到头几乎白干；而另一方面乡镇财政（包括部分县级财政）又困难重重，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有向农民大量索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行征收。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陈敏昭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将农民负担的5000亿间接税“还给”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