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制度变迁的财政视角(4)

2017-01-28 01:08

导读：（三）、市场的形成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料的成果。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

（三）、市场的形成　　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料的成果。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难以解决。并且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因此，虽然政府给了国有企业各种优厚的待遇，但其对政府财政的贡献率却在逐步下降。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是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但是如果政府长期坚持这样一种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政策操作，其它利益集团必然产生对委托人的不信任。　　因此，有远见的政府，特别是具有长治久安目标的权威会主动地给其它集团以相对平等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国有经济开始出现，市场开始逐步形成。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政府将社会资源向国有企业转移的过程中，非国有企业利用其中漏出的资源和灵活的机制获得了新生。因为资源的限制，非国有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反倒是市场的基本原则得以形成。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它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政府对其身份的认同程度也越来越大。　　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就是逐步放松政府对公有产权的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国有经济占有资源和产出不对称的大背景下，政府维系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得不放松的结果。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扩大，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迫于财政的压力，政府开始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打包转移。扩大了的非国有经济具备了同政府谈判的能力，在这个渐进化的过程中，政府妥协，国有资产变卖的结果是非国有经济接受了国有的资本，但并没有接受其劳动力。在改革的初期，非国有经济对于财政的贡献较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政府加重了对其征税的强度，1998年之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内财政的贡献开始超过国有经济。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开始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这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完全被非国有企业所替代，国有企业仍然停留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中。　　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短期政策操作还从另几个方面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如，当政府开始恢复通过发行国债来缓解财政压力的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并且限制流通。随着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大，政府并没有偿债基金可以为负债作抵押，结果是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并且通过政府的内部人控制，将国债的利息制定得较银行存款利息高，使之成为超金边债券。由于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难以偿还，特别是随着物价的上涨，民众开始拒绝购买国债。在此情况下，不再强制摊派并且准许国债交易，增加了流动性，国债市场开始出现。　　与国债市场出现类似的是股票市场的出现。政府推行股份制的初始动机在于为国有企业解困，并没有考虑市场的形成。通过开放股票的交换市场，政府以极低的成本换取了民众大量的资本，股票市场开始形成。　　此外，政府为了国有企业的解困，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垄断，其实际上是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最核心和最有活力的市场，其核心的价格利率没有市场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利率市场化会减少政府获取铸币税的数额。　　（四)、收入的分化与对外开放　　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注定了政府对资本的依赖。这种只注重效率的政策操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收入的分化。收入分化的结果是穷人集团空有创新动力，但没有创新能力。而富人有创新能力，但没有创新动力。于是制度创新开始减弱，制度趋向僵滞，经济增长趋缓。这一状态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单纯依靠市场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是没法打破这一僵滞状态的。政府之所以寻求加入WTO，目的也在于通过引入外部的竞争来打破国内的僵滞状态。通过政府间的国际竞争，政府必须将其垄断的资源对国外资本开放。结果是垄断被打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通的程度加大。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一开始由于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不得不签订非国民待遇的契约。外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减少了政府支出的负担。政府对其产生依赖，也迫于压力对其妥协。特别是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本着这一组织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原则欲行修改原来的契约时，遭到了反对。不仅如此，非国民的待遇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依靠在国内垄断而获得高额利润的石化、保险、电力以及银行等行业只允许国外资本分享利润，而不允许国内资本分享。这是短期政策操作的外部效应。　　随着国内非国有经济对国民待遇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资本发现国内能够提供的优惠待遇越来越少的时候，便要求修改合约，比如要求中国汇率的变动。这可以看作国际长期投资开始向游资转变的开始，暗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的利润率在下降，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维系的难度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