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的政策性职能分析(2)
2017-03-16 01:16
导读：（二）承担改革成本，改善预期 在过去几年扩大内需的中，人们普遍注意到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从表层看，影响人们支出预期的主要是 就业 、住
（二）承担改革成本，改善预期 在过去几年扩大内需的中，人们普遍注意到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从表层看，影响人们支出预期的主要是
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制度的改革，影响人们收入预期的主要是“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和就业岗位的短缺。但从对这些表层现象的深入中可知，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区别，影响社会经济预期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单纯的景气循环以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交替，而是对改革代价的担心。 中国的改革进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就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代价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我们至少对以下若干方面的转轨成本仍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一是有偿解除
劳动合同的代价。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在物质要素如何与原有体制告别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到21世纪初，如何让人这种要素和旧体制告别，也就是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国有职工如果不能在劳动关系上退出国有经济系统，国有经济的转轨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实际占有和支配着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1.2亿国有职工，每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哪怕只是1万元，总量就需要1.2万亿元。 二是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代价。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问题是全部包含在成本中的。现在我们要全部外化到社会统筹这样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中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把以前扣除的那部分积累补足。 三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代价。在旧体制下，银行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旧体制和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导致了现有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问题。这并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经营活动中的无能所导致的，或者说不完全是。例如“拨改贷”形成的不良资产、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不良资产等。现在要靠银行通过市场化经营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这实际上办不到。 四是回赎国有资产支配权的代价。中国的一个特殊性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支配着。实际上在我们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条条”、“块块”的个别利益。并不是私人部门发育起来之后，我们才有了推进市场经济的个别利益、局部利益。中国在计划体制下表面上是中央集权，实际上中央集权所能管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庞大的增量部分。所有的存量资产都掌握在那些分散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门的地方政府和实际支配者手中。“国有经济改革”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要赎回那些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实际上是由地方、部门甚至是为一些“国企老总”实际占有，为他们的局部利益最大化服务的那部分产权。现在看来，要让国有经济真正融入市场体系，我们可能不得不对那些依靠旧体制实际占有着国有资源的利益群体支付一个“回赎”的代价。 应当注意到的是，改革成本是一种具有“一次性”特点的支出，不能靠分摊到经济运行过程的经常性支出里面的方式化解。例如，我们不能把“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摊入企业的经营成本中，也不能靠一两年的财政支出满足完善社保体系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指望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投入部分来分担转轨代价，例如让解决增量投入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完全承担起“债转股”的股权转让问题。 一方面，制度转轨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这个成本不能、也不应当直接分摊到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收入或成本中来；另一方面，中国的转轨代价是和告别“一大二公”的原有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代价，说到底是原有体制下以国家、政府、国有经济名义形成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是政府。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积极”的含义将更多地体现于合理承担改革成本上。 财政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是发行长期国债，用发债收入直接支付改革过程中的转轨代价。30年期、50年期的券种都可考虑。从1999年到2001年的两年间，国民经济总量扩张速度滞留在7％——8％的水平上，中国的财政税收总额增长了50％以上。我们在过去30年、50年间累积下来的体制性负债用未来30年、50年的收益偿还还不能化解吗？肯定可以化解。 通过财政手段直接支付改革成本的最大好处是透明度高。改革社会经济预期，关键就是要对改革进程的代价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