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验研究(2)
2017-04-12 01:08
导读：3、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5万个乡镇级政府、70万个行政村和400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9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
3、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5万个乡镇级政府、70万个行政村和400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9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乡村基层组织制度不适应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至今仍是农村可持续的重大的制约性障碍。考虑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乡村公共品开支负责，或对弱质农业和低收入农村人口予以较大幅度补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体制，调整部门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
今后的设计是与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针对多数传统农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屡治屡发，而农村基层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长期薄弱的问题，在抓好各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充分发育农村经济主体的前提下，乡级进行 “撤乡并镇、清财转社”，村级开展“普选、自治、合作”为主的改革；明确规定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最终通过夯实基层自治形态的组织制度基础，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税费制度改革试验
正文
一、农业税费制度的特征?
建国前中国农地约50%是地主所有，农民租种土地一般向地主交50%的实物地租，地主向政府交纳10%田赋[1]。因此，农业剩余主要由地主与国家分享。由于政府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地主，而地主作为农村纳税主体仅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0%，因此税费征收的制度成本相对较低。那时的，实际上产生于政府在小农剩余太少的条件下要富国强兵、追求化，在小农经济剩余太少的条件下只能采用“征借”的方式，提前相当长时期预收税款，这成了索取农业剩余的主要途径之一[2]。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当时约4亿农民成为农业税负的纳税主体。尽管这期间农民因为刚刚无偿得到土地，愿意积极交售公粮，但由于纳税主体从农村人口的10%变成90%，农村税费制度的运行成本当然大幅度提高，1952年土改完成当年就出现粮食短缺，1953年9-10月在农业生产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粮食问题反而愈益严重起来，政府不得不强制推行统购统销。随之，为了配合贯彻统购统销制度，中国于195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1958年全国人民公社化。集体化使土地由农民私有变成社区集体公有，纳税主体也由4亿农民变为400万个合作社（1955）和后来的7万个人民公社（1958）。这才相对解决了政府与分散农民无法交易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改革前的农业税负制度，并不体现对小农、集体、政府三者的利益分配调节；而体现出国家在农村的主要利益是必须拿到足够的粮食实物，因此其农业税政策视其获粮方式的变化而定。
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通过农业税征实和采购两种手段取得粮食。例如：从1950年到1952年，在国家掌握的918亿斤原粮中，从农业税征实中获得的占57%，从采购得到的占43%[3]。在此期间，农业税征实量的比重为93.9%，只有极少量的代金收入[4]。自从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从农民那里获取粮食的方式从原来的主要依靠农业税征实，转向依靠统购。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税征实中获得的粮食为248亿斤，占当年国家粮食收购量1234.8亿斤的20.1%；到了90年代，国家取得粮食约1200亿斤，农业税征实部分也只有250亿斤左右，仍然约占20%。?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参与农业利益分享十分宽容。建国以后，中央政府无力照顾乡村财政开支，允许地方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同时，按一定比例征收农业税地方附加。1950年《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的比例是最高不得超过正税的15%，1951年变为20%，1956年为22%，1957年为15%。最终这一比例被1958年颂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形式固定为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