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应的财政政策(2)
2017-08-08 01:03
导读：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
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系，并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从这 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中大体有如下一些主要结构性矛盾。 一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而在
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一 半以上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领域。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表现在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 80年代以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聚积效应，且表现在城市类型、功能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三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 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 场分割、对外封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四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同时许多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高 且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能力供给不足。二者并存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五是产业组织结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 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行政性条块之间的重复建设。一些年来在引进竞争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竞争与行政性垄断并存的现 象。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六是消费结构矛盾。我国城镇居民吃、穿和部分用的需求基本满足，但在向以住、行和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性消费为重 点的需求结构升级中遇到困难，从而出现了低层次消费过剩、高层次消费不足的“消费断层”现象。在，也存在着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使某些消费难以实现的问 题。七是金融结构矛盾。经过多年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维持了以几家大的国有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结构，主要服务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企 业，而难以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八是所有制结构矛盾。我们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 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鼓励多种形式非国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但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 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其他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着规范、提高等问题。 以上八个方面结构性矛盾之间也存在看内在的逻辑联系。我国统计上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前最为重 要，最为艰难的任务。由此而导致的城乡结构矛盾，表现在产业和地区层面上，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矛盾和地区结构矛盾。城币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 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看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他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后者。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收入和消 费增长减缓，主要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缓所致。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困难，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和 企业的退出障碍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这些问题又与现有的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矛盾密切相关。所以，从解决消费结构升级、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和退出障 碍等问题入手，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加快整个城市化进程，将构成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其主线在于产业升级 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如现实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发展战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城乡隔离、以牺牲农民利 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结构趋于平衡，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城市化倾向，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离土不离乡”现象， 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应延缓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现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形成某些结构性矛盾的重要 原周。从规律性看，市场经济有一个“发育”的过程，我国市场发育和完善的时间总体上看来较短，这种局限性不能不对某些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再次，也是 最重要的，是旧体制遗留下来和转轨过程中新产生的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影响。国有经济战线上长，竞争性领域介入过多，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资源缺少流动性，激 励、约束机制不力，特别是行政性的条块分割，是低水平过度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行政性的银行与企业依赖关系等，是产业、企业和人员 “退出”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在内的旧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延续或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对居民以往、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 重要消极影响。此外，传统体制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抑制性消费政策，也对居民的消费升级形成制约。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体制和政策是导致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一轮结构内战略性调整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这些体制和政策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