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财政思考(2)
2017-08-10 06:53
导读：然而，不少哲学家们并不接受斯特波教授的这样的结论，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斯特波教授则在同他们的一一论战中捍卫了自己的观点。霍布斯主
然而，不少哲学家们并不接受斯特波教授的这样的结论，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批评。斯特波教授则在同他们的一一论战中捍卫了自己的观点。霍布斯主义者认为，无须这样来判断道德的合理性，因为在个人利益之中已经有了判断道德合理性的方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霍布斯主义者那样的知识，除非他人采取的行动也完全相同。在标准道德学中，他人的义务和任务并不依赖于他人的相对行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和谐道德观，虽然是肯定的需要，但是，这是错误的分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康德的道德义务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自我完美论。斯特波教授认为，个人完美是自我利益冲突的一种和谐，或者是另外一种关心自我和关心他人的一种和谐，或者是一些相同的和谐。这种解释可以把和谐道德观说成康德义务论者纳入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之内。通过这种转化，和谐道德观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也是可以接受的。当代一些哲学家则批评和谐道德观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利他理性与理性选择有着既定的相关性。即使存在着既定的相关性，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没有任何非企求问题的根据来拒绝利他理性。斯特波教授认为，如果把利他理性和自我理性看成是既定的相关性，那么，将会失去一种非企求问题的理性来拒绝任何一种理性。
至此，斯特波教授在作为和谐的道德观基础上证明了理性和道德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从而为其道德优先性提供了支持。斯特波教授说，“应该包含可能”的原则清楚表明，穷人在他们的权限内自愿放弃那样一种重要的自由，但在从富人那里取得以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范围内，不会有人来干涉这样一种自由。然而，要求他们作出那样一种牺牲，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极端情况来看，这可能涉及让他们去死。当然，对穷人来说，毫无选择，必须放弃那种自由。要不是这样做，结果可能更糟。因此，当某种制度拒绝给穷人福利权利而同时这种制度又受那样的一种自由支持的时候，当这样的制度对穷人来说是一种不合理牺牲的时候，当穷人们试图逃避这样的一种牺牲别人也不会从道德上加以谴责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穷人们保持沉默。相反，要求富人牺牲奢侈需要的自由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这不能说是不合理的。很，考虑到自利和过去的贡献，富人们不愿做出那样的牺牲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会假设富人们过去的贡献为他们不牺牲奢侈消费提供了理由。但是，与穷人不同的是，富人不能要求放弃那样一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会涉及到巨大的牺牲，而要求富人那样做则是明显不合理的；但是，要是富人没有做出那种牺牲，道德上又将会受到谴责。考虑各种情况，利用“应该包含可能”的原则和冲突解决原则，斯特波教授说，其合理的结论应该是：穷人的“自由”先于富人的“自由”。即使如此，对斯特波教授的这样的结论，在哲学家们之间还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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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从道德上讲，主体本身平等的，优先性是不存在的。折中主义者所论证的那种基本福利权“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人为的，而不是道德上的特征。但在我看来，在谈论优先性的时候，仅仅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必须在公平性这个大前提下严肃地考虑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公平的考虑应该包含优先性。在这严重不对称的中，考虑优先性总会有一些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蒙得史教授（Susan Mendus）曾经说过，在
政治哲学中，优先性确实是一个困惑的，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价值不被看作是平等的。但是，无论如何，优先性还是可以存在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是富人不自愿放弃那种“自由”，其结果是不仅穷人的地位得不到改善，反而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导致社会的退步。如果不要求让富人们做出这样的牺牲，他们将会提供更多的社会产品，更多的
就业机会，将会大大改善穷人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还要取决于未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实需要解决的是从道德上讲不让每一人挨饿，不让每一人去死，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地从物质上给与帮助，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痛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要富人牺牲的那种奢侈消费的“自由”完全是源于道德上的要求，而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责任。这是一种富人们的一种道义上的仁慈。斯特波教授的哲学论证的目的就是要让富人们明白他们所做的是一件有利于人类自身完善的，有利于社会的高尚的精神活动。这不是道德家们伪善的说教，更不是政治家们为了一己之利的谎言，而是引导人们走向社会正义的普适的伦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