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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上](3)

2017-09-25 01:03
喻权域没把牛皮吹大的帐算到化验员头上？
牛皮吹大的过程，我的叙述同喻权域的叙述没什么差别，就不浪费笔墨了。我在叙述后写道：
不料，喻先生横打一棍，把帐算到化验员头上。他说，该化验员没参加过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没学会“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不“老老实实”写汉字，却写什么p.p.s，害得县科委主任和其他官们因误读而吹牛皮，因推广无效“肥料”而造成重大浪费。这么一推理，看不懂化验单却又想当然解释化验结果的科委主任和其他官员变成没受到化验员平等对待的“工人农民”。如此，牛皮和浮夸就不是缘自官员的不学无术和好大喜功，而是一个小小化验员的知识分子毛病所致。结果，吹牛皮搞浮夸的成了受害者，按精神和专业要求行事的化验员成了罪魁祸首。化验员之罪过因没有洗过脑而发生，所以，洗脑运动是必要的。
这段文字有没有歪曲喻权域呢？还是看看他自己的说法。在《牛皮吹了一万倍》中，喻权域先后对吹牛事件作了两种相距甚远的结论。先是这样说：
1958年会理县那次吹牛事件，主要怪当年一般干部（非干部②）的科技知识差，习惯于用百分比，不知道什么叫p.p.m，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然而化验员该不该有所自责呢？基层单位送来化验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含氮量百分之48”，偏要写成“p.p.m48”呢？1958年的县级机关干部，有谁看得懂啊？
这一段文字隐去了会理县吹牛事件与当时全国性浮夸的关系，隐去了造成全国性浮夸的根本原因：最高领导的独断专行、好大喜功和各级官员投其所好、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而且在这段文字中，明明管着区、乡等好几级政府的堂堂县级变成了“基层”。喻先生把县往下扯，肯定不是要降县的格，而是淡化和减轻县级干部在吹牛事件上的责任，并把责任与化验员挂钩。但不管怎样，此处对化验员的指责比较克制，如果到此为止，也还不太离谱。但马上笔锋一转，论证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来。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兼谈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通观全文，说是“兼谈”，其实是主题所在。写吹牛事件，是要论证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而在作这个论证时，县科委主任等干部从他笔下消失了，像化验员这样的知识分子成了主角。他说：
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解决知识分子轻视工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崇洋媚外等毛病。......今天回顾，我们当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有自责过多、说得过头的毛病。但总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会场上不时哄堂大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又在实际工作中与工人农民接触，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平等对待工人农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套。
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是轻松愉快，我不是亲历者，不便评论。但我注意到，全文结尾对这段其实是文章中心论点的话的呼应。且看喻权域的结尾：
我近日想，1958年为会理县化验混合肥料的那位技术人员，如果经历过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他就不会写出“含氮量p.p.m48”，使得会理县闹出“牛皮吹了一万倍”的大笑话来。
在这全文画龙点睛之笔的结论中，化验员要负的可不再只是“该不该有所自责”的连带责任，而是牛皮吹大的肇事者了。喻权域就同一事件作的前后差距如此之大的结论，何者是虚，何者是实，从他的文章布局和主要论点看，不是很明白吗？
喻权域在人权上的说法是肖雪慧“罗织”的？
我的文章谈及此事，只有以下几句：
而那壶不响拎那壶，很有名的一次是喻先生对记者发言，说“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得到切实保护，证据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人民经常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许饿死一个人”。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在提到这件事时指出：“在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大饥谨中，中国死的人千百倍于”‘一个人’”。喻先生论证中国保障人权，别的什么证据不能找，偏偏要拿是不是饿死人来举证。真是越帮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