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官员的贫困性膨胀问题及对策(3)
2013-07-16 01:12
导读：模糊，而世俗价格不断看涨。主要体现在：[1].非货币化因素增长。官位的增高意味着个人声望提高、地位、家族荣誉及成就感等方面的增强。[2].货币化因
模糊，而世俗价格不断看涨。主要体现在：[1].非货币化因素增长。官位的增高意味着个人声望提高、地位、家族荣誉及成就感等方面的增强。[2].货币化因素增长。新的官位的获得，用来衡量其劳动价值的工资增加，工资收入、福利待遇趋好，其中工资优厚化，福利待遇甚至终身化，各种补贴高标准化。同时，官员的领域活动与私人领域的活动界限模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现象严重，官员的寻租机会、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大大增加。[3].灰色收入的诱惑。政府官员拥有多少不等的灰色收入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本质上混淆了公私领域的界限，官员在生病住院和节假日获得的慰问品和贺礼与一般公职人员不仅有数量上的不同，而且有质量上的差别，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转化渠道成为官员的实际货币收入。由于每年由此获得的利益超乎寻常并可以逃避政府的追问，因此，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官位的社会价值严重扭曲，不同的官位在不同的场合拥有了世俗的价格，由此，卖官鬻爵中货币成了主要的支付手段。
5、政府官位含金量增加成为事实，官位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
政府官员的种种利好因素使得政府官位比其他社会团体中拥有职位有更多的含金量。一方面，政府官位成为政府权力首先保护的对象。在选择、执行及监督方面的风险发生时不仅受到政府保护的机会增多，而且风险被化解的机会增多，从而使官员由此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减小；另一方面，政府官位的进一步升迁有相对的优越性，而且市场买卖价格看涨。由此，政府官员的社会化趋势日渐普遍。
首先，由于企业的级别问题所致，企业者职务向政府职务（职位）挂靠现象严重，许多国营企业的管理者都以相应的行政级别来衡量自己社会地位的高低。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其次，事业单位对政府的长期依赖，事业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及各类工作人员职务、职称与政府行政职务对等挂靠。
其三，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是用来衡量专业技术水平的，但在确定
和福利待遇方面又参照政府公务人员标准试行，造成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与政府职务寻找相应的对等级别。
其四、民营企业家的头衔越来越多，并被赋予相应的
政治待遇。
三、克服官员膨胀的基本对策
遏止官员规模贫困性膨胀是现阶段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机构改革的核心。官员规模不遏止，最终必将导致机构改革夭折，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应该采取如下有效对策：
第一、减少官位数目，建立必要的国家保障政府运转机制。目前，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中，财政危机是最突出的问题，政府由于其职能的不断分化和扩张造成了规模的膨胀，越来越严重地陷入财政负担加剧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财政投入与政府收益之间的效率关系。事实上，由于许多地方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拖欠公务人员工资和必要的政府运转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已经成为普遍想象，从而使政府形象受损，以致出现了普遍存在的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双重贫困，导致政府运转有效投入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可供应资金的不足。西部欠发达地区及其它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也愈来愈大，财政状况更是无力维系政府运转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陕西省延安市所辖的洛川县1999年地方财政赤字1500万元，2000年底则达到了3000万元。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拖欠达3个月之多，近3年来公务人员所增长的工资更是无力支付，只能以“工资”[5]的形式记录在册。陕西省榆林市辖1区11县，由于财政状况普遍不良，40%以上县级政府拖欠公务员工资达5个月之久，甚者，达到8个月。一方面，有效的保障政府运转的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另一方面，到位的资金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政府非正常开支、浪费等方面问题严重存在。因此，减少官位数目与同时建立必要的国家财政保障政府运转机制非常迫切，并有必要以的形式加以规定。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第二、严格加强职位编制预算，从实质上削减官位数目，包括准官员数目。以法律形式规范公务人员的编制是一个方面，但同时，对政府机构职能的设置、职位的配置和职权的划分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保证，以确保职位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既不允许“僧多粥少”，人浮于事，也不允许“粥多僧少”，造成效率下降与资源的浪费。要达此目标，以编制预算的方式确定官位数目就十分必要，根据政府基本职能、责任、权利，严格规定不同职位所需要的官位数目。同时，取消一切“准官员”的选配，从根本上防止官位数目反弹和其中的作假行为。
第三、依据官员权利、责任、利益一致性原则，以效率考核为终极目标，试行公务人员“行政失败”追究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最高目标。其在英国主要是反对浪费和低效益运动，并在1988年提出的《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报告中明确告示，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部分离出来，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职能。美国政府1993年提出了国家绩效检评（National PerformanceReview），并在州、市、县展开。新西兰则在80年代末期对所有的公务条例进行检讨，重新组建了核心公共部门以促进效率的提升。在这样的浪潮下，新
公共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加之，加入WTO 后诸多方面对中国公共行政的挑战，因此，效率第一的观念必须渗透到每个公务员的工作过程中。
在我国公共行政中，权利、责任与利益之间往往不能很好地达成一致，重权、重利与轻责任现象普遍。由于对权力的偏重，政府利益与个人利益往往为基本出发点，在追求效率上就有了疏漏，在责任承担上往往出现偏移现象，分配工作与分配工作责任同时进行，权力核心总是把应负的责任转嫁给下级，下级又转嫁给更下一级，表面上是层层负责，而实际上则是层层推委，以致于问题发生时，最下级成了责任的重要承担者，成了被惩处的对象，对责任的推脱成为公共行政中最不公平的事件。因此，有必要建立严格的“行政失败”追究制，以效率考核结果作为“失败”追究的依据，以确保行政责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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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平等的基础上，确立政府、市场、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各自有效分担公共行政事务的机制。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近乎在进行同一项工作，即把不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事情还给社会，还给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和私营部门来完成，从根本上使政府卸掉包袱，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执行。[6]同时，新公共者也设计出一套办法对此进行阐释，他们认为作为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政府是不可或却的，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机构，政府之外，一些准政府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应该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据此，政府可以完全地或者部分地退出一些公共管理领域，以有效地达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而这样做，政府对官位的需求在数目上就会减少，达到精简官位、削肿减负之目的。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正在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政府的一些职能已经交给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来实施，民办、民办福利机构等已显示出一定的力量，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勃兴，对此，政府有责任进一步鼓励和进行政策上的规范。
第五、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选用官员机制，确立官员风险意识，实行官员考核末位淘汰机制。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我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并且从2000年以后各级政府部门出现中层以下领导职位空缺时，原则上全部要实行竞争上岗。[7]国家人事部门同时进一步完善竞争上岗制度，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