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新农民？——经济文化学的视野(3)
2013-07-28 01:28
导读：韦伯主要从人的精神信仰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家精神”的培育，他认为天主教的新教化改革，形成人宰制世界、并向全球冲动的理性主
韦伯主要从人的精神信仰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家精神”的培育，他认为天主教的新教化改革，形成人宰制世界、并向全球冲动的理性主义精神，由此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后来，许多西方和东亚学者在考察东亚经济发展时也套用韦伯模式去探讨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华人资本主义精神、韩国资本主义精神等问题。对儒家伦理和新儒家伦理的成为热潮。儒家的新教化运动也成为近学术界和官方民间热情研究的课题和积极推行的运动。麦克勒兰德主要从儿童早期与性格养成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发达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16]发展学家非常关注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以理性和经济冲动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商场视为战场，把个人和国家的经济荣誉看作事关国家和民族荣辱的大事。中国近代的“商战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就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分。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17]美国社会学家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正是经济民族主义，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他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究其原因，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把“经济”视为“战争”，列为民族存亡之道，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18]美国经济学家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后也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19]刘易斯也相信，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20]因此，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以上三种思路都具有一定的性和启发性。指向经济层面的精神信仰、儿童培育、民族主义确实可以对经济发展发生不可小视的影响。培育新农民，引导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落实到以上三个维度。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思维上来看，实际上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具体来说，是农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适应）向工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宰制）的转换和更新。企业家精神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其实现路径和终极关怀是经由科技理性而达到价值理性。而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虽然不乏道德价值（走入了泛道德主义），但极其缺乏科技理性，相对于道德价值理性的独大而言，科技理性几乎可以忽略。甚至由于“内圣而外王”，道德价值又支配了价值，由此导致的是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后果是中国农民极其缺乏思想的创新力。第六，传播新思想，使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更加容易，也更加快捷。应该传播的新思想包括国家重大制度、、政策、方针的变更；农村以外，主要是城市和国外的先进文明观念；良好的人格与行为示范等等。刘易斯认为，知识被利用的速度部分地取决于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而部分地则取决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得到并运用新思想有利可图。在那些人们习惯于各种观点或变化，从而他们的世界观务实的社会里，新思想将被最迅速地接受。[21]新思想的传播还有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效果。第八，把农民的农业社会习性改造为工业社会习性或发展习性，引导农民不断地市民化，积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业，市民生活不同于农民。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其他行业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吸收或补充劳动力。因此要培育农民对纪律、制度、团队精神和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解和尊重。除了让农民进行自觉性改造外，农业的市场化、农村建设的现代化（包括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设施）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化也能够不断地不自觉地转化农民的生产习性与生活习性。第九，在农村移风易俗的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领悟传统与现代化的复杂性。不能去强行摧毁传统。强行摧毁传统的结果其实是仅仅摧毁了有形的物质文化，即各种文物，甚至仅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折磨。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恶化了社会关系，毒化了人的心灵。我们过去有过这方面的惨重教训。因此要在同情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去生成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要得到真正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与文化不应当、也不必要不计后果地受到破坏。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并非智慧的无效积淀，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有活力的现实，并继续对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意义。发展伦家德尼·古莱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发展纲领都把文化价值观视为工具，把它们简单地作为发展手段——就是说，作为达到由价值体系以外的考虑所界定的目的本身的帮助或障碍。发展被等同于总量经济增长、现代体制的建立、以及消费欲望与专业野心的扩散。可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看，这些都不是发展：它们至多是可以促进真正发展的社会变革。真正的发展是在理解与尊重传统基础上内生出来的自觉价值倾向。传统价值观常常有一种潜在动力，它能被激活起来对有关人群的认同性与完整性伤害最小的发展变革。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都是更大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发展。完整的人类发展在于对认同性与文化完整性的一种安全感，在于人们可以热情效忠的一种意义体系。经济与体制现代化必须根据其对这些价值观的贡献来做判断。不应当也不必要以这种精神的普遍贫乏做代价去取得物质改善。[22]古莱实际批评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传统背景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瓦解导致的是可能是社会的解组、断裂和混乱，而不是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化冲击进行反应的也是这个背景。对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也必然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为艰巨，也是最为伟大的任务。它的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更关联到中国城市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展。说得更大一些，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系于此。发展观高度关注新农村的建设和新农民的培育，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应该是基于我国农村的现实和现代化的可持续的战略思考。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运动应该充分农村本身力量和农村以外力量的共同作用。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方法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