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储蓄率研究的最新动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各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除了传统的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利率等因素外，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外部融资条件、贸易条件冲击和教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在对众多因素的讨论中，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谨慎性储蓄动机）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由于储蓄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很多研究文献都致力于解释个别国家储蓄率过高或过低的原因，或者比较国别间或地区间储蓄率的高低并探究其原因。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
储蓄率 生命周期模型 谨慎性储蓄动机
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民储蓄是指一国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它可以划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住户）储蓄等于居民（住户）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等于企业未分配的留存盈利；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支出；而国民储蓄等于以上三者之和。例如Kujis（2005）的研究成果指出，2001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为25.3％、企业储蓄率为15.0％、政府储蓄率为7.5％，而国民储蓄率为38.5％。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选取了代表性的文献，试图概括国际上对于储蓄率问题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成果。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研究的新进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就两个讨论最热烈的领域——人口结构的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概括国际经济学者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高低的成因分析和比较分析；最后一个部分总结了对于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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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是最高的。中国国内储蓄远大于国内投资，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国内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在资本的募集和运用上存在很高的效率损失。当然，中国的高储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国外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

大部分文献集中对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进行解释。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到1995年期间平均为37％，而这一期间全球平均水平为21％）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但是大约有10％的储蓄不能由中国的特殊因素来解释。Modigliani和Cao (2004)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归因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格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上升是因为：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改革引致的经济增长和增长前景；二是在大概同一时间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导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不断上升，并且破坏了家庭在抚养老人方面的传统角色。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改革启动之时非常低（大约5％），随后增长很快，在1994年达到33％的高峰，然后逐渐回落到2000年的24％。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habit persistence）、相对消费等。其中，未充分发育的保险市场、流动性约束和高储蓄收益率等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稳步下降；生存性消费和转型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在近期上升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但是随着中国婴儿潮一代人的逐渐衰老，中国的储蓄率将在长期内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的假设是文化因素、习惯性坚持和相对消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