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2)
2014-06-01 01:17
导读：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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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
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