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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1世纪议程》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精神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并非一帆风顺,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就是把环境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于是,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在不少地方就始终处于两个层面(俗称“两张皮”),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搞所谓“政绩工程”。一般说来,环境破坏可分为刚性破坏和柔性破坏两类,排放污物、滥伐森林、猎杀野物等属于前者,而浪费型的消费则属于后者。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破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而屡禁不止,虽然制止这种破坏执行起来十分棘手,但毕竟有法可依,应该说还不是最难的;而柔性破坏是在谋求发展的旗号下进行的,所以显得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理直气壮,这就很难对付,后者往往又是前者的动力。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解决要牵涉思想、体制、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认识问题显然是首要因素。例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地环境、矿藏资源都影响很大的家用轿车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消费观念等问题。如果深究下去,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机制。这类问题似乎是正当行为下附着的不当行为问题,在很多场合下人们还很不情愿正视它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又是危害很大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僵化保守的观念而言的。邓小平讲这句话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二是步苏联东欧国家的后尘;再就是排除“左”、右干扰,继续前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前两条道路,选择了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是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P377)
根据自组织理论,任何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能维持与进化:第一,系统必须开放,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入负熵流来抵消自身的熵增加;第二,系统必须远离那种不随时间变化的热力学平衡态;第三,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作用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第四,系统中某个变量和行为对平均值发生偏移,使系统脱离原先的状态。因此,所谓发展,就是系统进化,即从旧的稳定状态跃迁到新的稳定状态。这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实际上,只有突破旧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在当时背景下,如果中国社会不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当社会的安定、甚至国家的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自然环境绝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强调把效益和发展作为加快发展的前提,同时把加快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和教育,强调科学地而不是粗放地发展,这与积极的环境保护思想是内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