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产权演变――以四通、联想(2)
2015-10-09 01:05
导读：1989年初，“四通第一发起人和运作者”万润南在四通董事会上提出分配资产支配权的“良性分割”方案：董事会10名成员不分所有权而分割资产支配权，他
1989年初，“四通第一发起人和运作者”万润南在四通董事会上提出分配资产支配权的“良性分割”方案：董事会10名成员不分所有权而分割资产支配权，他占50％，其余董事占50％。这一方案引起强烈不满，董事会不欢而散。当时四通的净资产为8500万元左右。之后不久，万润南参与
政治风波，随后出走美国，并屡屡发表声明，先是称将四通总部外移，后又称四通财产的50％回他个人所有。
北京市委对四通明确指示：政府不将四通上收为“大集体”，但要从法律角度夸大四通的集体财产不可分割。当年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董事长职务。同年9月4日，四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形成一项公然决议：四通财产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属于四通全体职工，不是万润南一个人的。
1990年，段永基开始全面执掌四通团体。在这一年的9月，段永基在谈到四通的现状时说：国家的大天气和四通内部的小环境，都不答应四通急于求成解决产权题目，只能成为历史挂账。
当时，国务院法制局对民营企业的性质专门搞了一个“法律界定”：第一、在创办企业时，不管资金来源如何，只要创办人最初约定的财产回属是集体所有而非某人或某些人所有；第二、在收进分配方式上是按个人劳动贡献大小确定，而不是以所占财产份额分配；第三、企业所创剩余价值不回某个人所有，而成为集体积累。具备以上三条的为集体企业，财产共有而不可私分，四通团体不折不扣在此之列。
这一年，工商部分曾经掀起一场清理“假集体”的运动，当时很多“假集体真私营”的企业主为戴牢“集体所有制”这顶“红帽子”，纷纷确立新的契约关系，毁掉最初关于“财产属私人”的约定，甚至把“私产”无偿贡献出来。与此同时，税务部分对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进行一次又一次税收大检查，某些税务部分的口号是“要把私营企业偷漏税者罚得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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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四通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危机，以求得保存生存权，至于深层次的产权题目，只能成为历史挂账，而这一挂就是3年。
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表明股份制可以搞。四通意识到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机已经到来，迅速向原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和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提出改制申请。是年5月，北京市体改办负责人表示，北京市的股份制改革试点要有一个明显的进展，首批将选择3家不同类型的大企业进行股改，四通被选为第一家试点，探索股票上市的经验。四通当时上报的是一个较为彻底的方案：以四通团体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公司作为股份制改造主体，将团体重要产业和营销系统等优良资产包装进来，以资产纽带理顺四通产业。同时将四通现有资产部分量化到员工头上，再向社会公然发行股票，部分存量和增量一起动。但是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以为：内部人分存量是犯忌之举，四通上市本身就很敏感，先动存量更是敏感之敏感，四通不能走在前面，等政策成熟之后，全国有了公认的模式，四通再动也不迟。而当时国家体改委的《股份公司规范意见》也规定，职工持股数目的上限是向社会公众发行部分的10％。政策的回旋余地很小。
1993年7月13日，四通在香港正式上市。发行总股本为6亿股，融资3.2亿港币。这是在港上市的第一家大陆高科技企业，也是在港上市的第一股大陆民营企业。四通团体总资产的42％包装进了上市公司。按照国家体改委的《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四通当时的2000多名职工拥有相当于社会公众股10％的内部股份，也就是1500万股。这些内部股份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四通现职职工每人只能分到一点点，由于股份过于分散没有持有价值，尽大多数员工在市况好时抛掉了。由于香港法律规定“内部董事不能持股”，段永基和四通的几个董事都没有股票。四通42％的总资产上市是以法人股体现的，但对四通这种产权不清的公司来说，法人股仍然是无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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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开始，段永基发动四通“二次创业”，团体化、产业化、国际化这三个目标陆续实现，但二次创业的核心“股份化”却未能实现。而在这一时期，四通陷进大动荡、大调整中，先后出现了组织危机、人才危机、经营危机和文化危机四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