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治理学方面的分歧(2)
2016-02-01 01:05
导读：假如那个学生还不怕老师发怒继续问道：“您说的那种企业我们东方没有怎么办？”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两种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治理，教授治理学的
假如那个学生还不怕老师发怒继续问道：“您说的那种企业我们东方没有怎么办？”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两种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治理，教授治理学的，你们那里有没有企业关我什么事？”
――这是一个不耐烦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学生不愿多花时间。
其二：（面对所有拜倒在自己眼前的学生）“嗯，对，这个东方学生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论是个半道叉出来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太实用化了，能给企业造成了利润就以为达到了目标。实在作为企业，治理者的经营目标是达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润实现最大化就算达到了治理的目的。但是作为学者，则应当把研究对象――‘治理’研究完整了。谢谢你，东方的小机灵鬼儿！”
――这是一个学者型的思维缜密并善于捉住疑点的泰勒。
那个学者型的泰勒可能在这一启发下，进进新的时间隧道，看看仅仅发生于***教文明圈的“企业”是怎样生出来的，是从哪里派生出来的，它怎样为泰勒所培养出的（科学）治理提供了出生的土壤的。
我原以为我产生这种思考方式是个独创，别人不会有这种钻牛角尖的想法，因而也就对自己的这个怪异的想法将信将疑，也为此而发愁没有时间和底蕴在这一新天地里有所作为。
最近读到一位日本朋友的新书《治理学与现代社会》发现他也有些同种类型的思维方式。这使我想到：大概是东方人的文化背景使然。
日本中京大学资深教授三户公从事治理学研究五十年，几个月前来到中国，向我提出帮助出版他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日前书的译稿已成，我在编辑的同时也在学习，很有兴味。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克服了以往西方人（和某些模仿西方人的东方人，类似鲁迅所说的那种“假洋鬼子”）那种著述方式，将“组织社会”放到了最前面，这就把在治理出台前的背景环境有所交待了，固然这部分的内容还显得太少，但无疑他已经发现了作为整体的治理学体系的这个缺陷。依我设想，所谓“组织社会”应当花费大气力说清楚，由于在西方，这部分内容已在人们学习治理理论的以前都已取得共叫，而东方人就没有这个知识预备。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多种方法可以标志，其中有一种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化。只答应一种组织存在的社会肯定是野蛮的，那就是氏族组织，它融家庭以及社会权力机构为一体。社会进步的一个门路就是容许“家庭”产生和存在。这一步进展可能最早发生在中国，中国先人们早就以孝悌为道德基准，这标志着独裁君主对家庭的存在是予以尊重的。东周时期，人们向君主举报父亲谋反通敌，终极要被定为死罪的，原因是他破坏了家庭存在的原则。后来从西汉开始，朝廷取仕也都是以孝为先。
但是中国在以后长时间的独裁时期，一直就在取得这个进步后停滞不前了，一切社会行为都在家庭或宗教的生存原则下被答应存在，包括国家统治行为和经商。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家庭（家族）才被承以为唯一正当的组织。
宗教组织在中国没有稳固的地位也是这个原因。因此，在中国，在东方，完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契约为行为准则，并且为最高统治者承认有正当存在地位的“企业”，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在这个企业里所产生的治理理论，在东方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东方社会产生不出企业这些社会中间组织是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没有企业时的所谓治理，本质上都是一种统制。由于它不讲经济原则，不能完全引进治理所必须的近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在中国，一些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治理行为应当被称为“权术”，由于用得最多的不是激励、策划之类的现代语言，而是个人魅力、威严以及祖宗训言及典故。
相反，企业的存在则使得社会中的人们可以自觉自愿地以计量的方式决定自己融进社会的程度，人们对社会活动有了选择权利，也就对社会发展方向有了一定程度的决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