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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6至1 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2017-05-17 01:04 　　     摘要：16至18世纪，国內大宗商品贸易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与当时大环境的变化有关。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使中国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和西北五个经贸区。经贸区之间、经贸区与区外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频繁，意味着中国国內大市场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国內市场

作者简介：朱大为(1969-)，福建师范系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129．4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3)06-0100-06

我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程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直至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还基本完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基本上没有突破”。[1]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明代后期“由于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2]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我以为，由于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几个大的经贸区的形成，把全国各层次的市场联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终于形成．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16到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新格局及其发展的经济环境

远距离贸易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16至18世纪的远距离贸易，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远距离贸易的商品，以奢侈品为主。唐宋以来，变成了以盐为主、粮食次之．而16至18世纪，远距离贸易商品更进而变成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的格局，此外还有丝织品和瓷器。棉布、丝织品、瓷器成为远距离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对促进产地手生产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当指出，16世纪以前，虽然也存在着粮食的远距离贩运，但是，第一，数量远不如16至18世纪那样多。据吴承明估计，明代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粮约为500万石，清代每年约为3600万石。[3]郭松义则认为，清代中前期全国中远途粮食的商品流通量约为4650—5750万石。[4]第二，16世纪以前，作为商品的粮食，以流向歉收地区为主，流向人多地少的地区为辅。向歉收区的流动是不稳定的流动，从而导致商路变化无常。而16至18世纪，商品粮流向却相对稳定，是从以农耕为主的长江上中游四川、湖广以及广西，流向手工艺生产、经济作物和水果种植业发达的江南及广东等地。时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这种流向已不是在自然经济旧格局下的丰歉互补，而是在地域经济明显分工状态下的经济互补，体现出市场的调节功能。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贩运格局的最大变化，是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如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这对于促进买卖双方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有刺激作用。

16至18世纪，我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格局的新变化，与当时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呈现出来．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后面将对此细加论述．

其次，16至18世纪中国状况，特别是水运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朱明王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命天下府州县修治桥梁道路”[5]，从而使京师到各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水运费用较陆运更省。丘浚《衍义补》说：“河漕视陆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因此．当时商人远距离贩运大宗商品，更多的是利用水运。明清时期国内水运，主要是利用长江、钱塘江、珠江、湘江等水系。明永乐年间浚通了运河自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首选运道。有明一代，珠江三角洲共筑堤181条，长220399．75丈[6]，大大提高了珠江的通航能力。长江是为“黄金水道”。但四川奉节至湖北宜昌的三峡最险，其通航能力。明万历年间，在宋元以来整治河滩的基础上．又整治了西陵峡内崆岭滩。天启年间，整治了西陵峡的新滩。明代还继续整治秭归境内的叱滩。[7]长江航运条件大大改善。据学者统计，降至清前期，我国内河商路航程已达5万公里，沿海航线约1万公里。[8]

再次，交换手段曰趋稳定与发展。洪武年间曾强制使用不能兑换金、银贵金属货币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由于滥发，宝钞急剧贬值，至明中叶已被排斥出流通领域。在发行大明宝钞之初，明朝禁用金、银．对于铜钱，明王朝的政策是混乱不堪的。一方面，明王朝前期，各个皇帝几乎都以自己年号铸币。另一方面，为强制推行宝钞，又屡颁禁用制钱令。降至正统年间，“金花银”制度颁行，银、钱使用才合法化。“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9]，但是，明中后期，铜钱在流通过程中存在不少。第一，私铸严重．正德时，有人指出，“时私铸之弊岁久难变，至有以四折，恶烂不堪者”[10]。第二，由于铸币种类繁多，币值不一，特别明末铸币更是质劣价低，给交换带来不便。正是由于这些弊端，民间不肯使用铜钱，只用白银。所以，万历时给事郝敬说：“自大江南北，强半用银。”[11]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入清以后。清朝采取多种措施，使明末以来较为混乱的币制渐趋稳定。

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来，清前期历朝都有铸币。顺治年间，为统一币制，曾发布几个禁令。其中一项是“禁用前代旧钱”，另一项是禁止“杂出伪钱”[12]。这对于统一市场上的交换手段，树立国家制钱作为唯一等价物的权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康熙至乾隆前期，一直存在着铜钱钱价上涨的问题，其原因较为复杂。首先，铸币量偏少，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量增加的客观形势不相适应；第二，制钱面价背离了制钱本身的实际价值。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五“钱币考”三记载，雍正十二年时，铸币每文重1钱2分成为定制。官定制钱与银的比价是．千文钱值银1两。据说．“毁千钱可得铜八斤有余”。其时铜价，在广东地区，每斤价2钱．也就是说，毁钱千文，可得铜8斤，售银1两7-8钱，可从中获利7-8钱。因此，毁钱售铜的情况在康熙雍正年间是相当普遍的。针对钱价上涨的上述因素，清朝采取了有效措施。第一，增加铸币。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全国增设炉座约990座，年新增制钱能力约180万千文[13]。其次，改变制钱原料中铜、铅、锡的比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建议：

钱价之贵，实由私毁。欲清其弊，当绝其源。访之旧时炉匠，咸云配合铜铅，加入点锡，即成青钱，设有销毁，但可改造乐器，难作小件．民间无利可图。[14]

清朝采纳张若震建议，先令户部试铸，后令各省一体遵照改铸。改革配方之后制钱称“青钱”，在此之前铸币称“黄钱”。青钱含铜仅50％，毁钱售铜无利可图，此风渐渐刹住。经过长期整顿，长期以来币制混乱的局面才渐趋稳定。

此外，清前期经营业务的钱庄、票号也相继出现。钱庄或称银号。清康熙、雍正年间它还只是单纯经营银、钱兑换业务。至乾隆年间，则发展为从事信贷活动，所发行的信用凭证称钱票．其时，京师、江南、广州都有这样的钱庄，而最有实力的当屑山西商人开设的赈局。赈局以商人融资为主要业务。据学者研究．赈局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是由山西汾县商人卫庭荣出资4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赈局[15]。

地区经济多样性、交通条件改善、交换手段的稳定以及钱庄、票号的出现，这些都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有利的经济大环境。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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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16]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区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17]。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18]。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19]。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20]。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21]。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在这样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16世纪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经贸特点。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除对外贸易之外，国内长途贩运主要是两条水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的与广西的贸易。两广虽同属岭南，但两者经济差异明显。广西多山，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经济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农耕状态。但广西生产的粮食和木材、烟草、竹、油桐、茶叶以及铜、铅、锡等又是广东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产品，也是广西所需。两广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就籍于西江航运大规模展开．据学者估计，广东每年要向广西购进粮食约1800万石；购进的生产资料，仅烤蚕茧所需的木炭，每年从梧州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数百万斤[22]。而从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盐和布、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二是通过北江、东江等开展的江西、湖广、福建，特别是与江南的长途经贸活动十分频繁．珠江三角洲输往江南的商品有铁制品、陶瓷、夏布、糖和盐等，尤其以铁制品为大宗。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23]特别是

佛山镇，其“铁锅贩于吴越、荆楚而已，铁钱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24]。珠江三角洲从江南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蚕丝和丝制品．褚华《木棉谱》说，闽、广商人到江南，不买布而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广州虽有丝织品，但粤缎、粤纱“必吴丝所织”，才能色彩光华、滑泽[25]。

因此，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的经贸中心，首推广州，其次是佛山镇。

3．长江上中游经贸区．长江源自青海，全长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段，湖口以下为下游。16世纪以来，随着四川商业重心从成都东移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物贸主要集散地，以及长江中游汉口镇的崛起，长江上中游经贸区最终形成。

重庆古称江洲，“有舟航转运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贸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也”[26]。自重庆输出的商品有木材、茶叶、药材等，而以粮食为大宗，这批粮食主要来自川东各地。据学者估计，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27]，汉口是长江中游经贸区最大的经贸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前期又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广巡抚晏斯盛说汉口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28]。晏斯盛所说这六行，至少有盐、米、木材、药材四物属于过境贸易．入清以来，汉口就是淮盐重要集散地．运载淮盐的船，自仪征出口，抵汉口停泊，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29]，可见汉口食盐过境之盛。清前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米市之一，每年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产，其中至少有几百万石来自湖南[30]。可见这也是中转贸易。湖北虽盛产木材，但汉口市场上优质木材如杉木等，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至于汉口市场上的药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除重庆、汉口以外，沙市、芜湖、九江也是长江上中游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4．华北经贸区。这是一个以水陆交通联结而成的经贸区，它包括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在内，是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的经贸区。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京师，水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运达北京。北京是华北以至全国经贸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费城市，手工业欠发达，因此，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粮食的输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华的都会是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的临清。因地理位置，临清成为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枢纽，也呈现出过境贸易的特征．临清市场最大宗商品是粮食，其来源有四：一是从运河北上的江淮粮；二是由卫河泛舟而来的河南粮；三是沈阳、辽阳等地海运至天津入运河南下的东北粮；四是临清附近的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31]。此外，过境贸易商品还有铁锅、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等。

此外，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中心点还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西北经贸区。指东起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经山西大同、越杀虎口，往西至陕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苏、吐鲁番以及疏勒、和阗。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抵多伦诺尔、归化、包头、呼林格尔、托克托，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里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营，形成了一个经贸区。明代进入西北经贸区的商人，以山西晋商最多，其次是陕西商人，还有徽州、山东、江西以及龙游商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明朝军队。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贸易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朝沿着长城陆续设置了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其在西北有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8镇。明后期．8镇驻军多者76万余人，少者36万余人[32]，如此庞大的常年驻军，需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和草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军屯的败坏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拨给边镇大量的“年例银”饷银。嘉靖三十七年(1551)户部尚书孙应奎说：“今岁入二百万(两)，而诸边费六百万(两)。”[33]当时有人惊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边之费)。”[34]边镇巨额军费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则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驻军大量减少，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从事边蒙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作贸易。
三、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上述五大经贸区，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经贸区，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它们向其他地区输出的是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如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显然，这样的经贸区，是以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样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林等产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同时，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的上，则更为明显．16至18世纪，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丝、棉纺织业市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丝、棉纺织品的大宗远距离贸易．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这种经贸区，对推动各地区间经济交流，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进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功不可没。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经贸区．这样的经贸区，或以消费性城市为经贸中心点，或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区、畜牧区为基础。前者消费性的城市，是以货币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农业产品作交换；后者是以低价的农产品或畜牧产品换取其他地区高价值的手工业制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成为其他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市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当地经济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用不大．但是，它对稳定秩序，巩固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都可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踏进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云：

凡福(州)之绸丝、漳之绢、泉之蓝、福延(平)之铁、福漳之橘、福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昊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产不仅输往江南，也输往北方。在输出土特产的同时，福建也输入各种商品。首先是粮食．福建作为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广东、浙江以及输入大量粮食，明后期周之夔：

夫闽三面距海，山多田少．虽丰年尚资邻粟。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宁贩之温、台；省会贩之上四郡，四郡不足。则贩之江、广。[35]

除粮食外，福建还从江南等地输入棉花、棉布。乾隆时，福州知府李拔说，闽地“棉花绝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常加倍”[36]，嘉庆《同安县志·物产志》说：同安棉花“少而不足用，岁仰给于江右”。福建泉州、漳州二府虽生产丝绸，但所需原料则购于江南，并载往京口染色后，才运回织绸。王世懋《闽部疏》说：此二府“所仰给他省，独湖(州)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可以说，16至18世纪，福建与几个经贸区，特别是与江南经贸区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五个经贸区之间、五个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宗商品运输贸易，使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商品流通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全国性大市场从而形成。


注释：
[1]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蛄构与资本主义萌芽》，《》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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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吴承明《论清代前朝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20][27][30]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2003．6．100—l05
《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
[5]《洪武实录》卷162。
[6]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引自叶显思主编《广东航运史》，人民出版杜1986年版第s4页。
[7]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8页。
[9]《明史》卷81《食货志》5。
[10]《正德实录》卷83。
[1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7“宝源局”。
[12]《清朝考》卷13“钱币考”1。
[13]《清朝文献考》卷16—17“钱币考”4—5。
[14]《清朝文献考》卷16“钱币考”4。
[15]《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16]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
[17]范全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页。
[18]陈蛙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税设》。
[19]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坊炽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江苏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17页．
[21]张心泰《亭游小志》见《小方壶舆丛钞》第94卷第4册。
[22]黄鼎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3]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上昊自湖翁大司马》。
[24]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春6“风俗”。
[25]乾隆《广州府志》引明《广州府志》。
[26]民国《巴县志》卷3．
[28]晏斯盛《请谩商杜疏》，《清经世文编》皋40“户政”15。
[29]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
[3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32]粱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吏研究》1997年l期．
[33]《明史》卷202《孙应奎传》。
[34]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划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35]周之夔《弃草文集》。
[36]李拔《种棉说》，《清烃世文编》卷37“户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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