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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

2017-09-05 01:47
导读:经济管理论文论文,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论文样本,在线游览或下载,科教论文网海量论文供你参考:      提要  本文从化角度提出,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有
      提要  本文从化角度提出,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有两个:对化的激励机制和保证参与群体的公平受益。并根据对1927~1937年的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对此理论进行性论证。
关键词  经济现代化  制度条件  工业化  南京政府
 
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
 
    1.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情结
    中国经济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不同。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①。这种外生性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陷在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之中。为了绕过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冲突,在实践中,现代化的主流思想被修正为“工业化”(强调技术的进步),将争议最小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清末民国以来,出于对抵抗外侮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有一种“工业化”情结。这种情结不但指导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指导着建国后的主义建设政策。
    现代化确实要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是否即现代化本身呢?如现代化史学家虞和平先生就赞同此观点,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②。是否如此呢?这需要考虑两个:第一,工业化是从哪里来的?工业化的产生和都是在它的载体——一个形成于西欧的以私有制、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环境中的。而现代经济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崭新的经济系统,本身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经济难以融合;第二,怎样实现工业化?既然载体是外来的新的经济系统,那么没有环境的变革,工业化难以实现,面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只能是“改革”式或“革命”式的强制性推进。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强制性的变迁所要面对的是庞大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在经济转轨中,由于新形成的现代经济的急迫和强势,免不了将不能参与崭新的经济系统的大量的人和其他生产元素抛弃在外,形成经济的二元结构。由此可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业化”的现代化认识,重描述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做法,往往使传统的经济被强制推动的工业化下的城市现代经济所抛弃。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变成了对工业化(化)的诉求,而结果则是挥之不去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也是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2.走出“工业化”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学者一般是在西方历史进程上考察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工业化好像一种演化的必然物,不会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如此剧烈的“传统一现代”矛盾。但他们也发现现代化并非“工业化”那么简单。以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现代经济的时候,就认为虽然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如何使经济持续增长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③。但是如何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呢?我们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工业化的现代化”政策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在尝试了三十年计划经济之后又重新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变则是对“工业化即现代化”范式的检讨。我们发现,原来工业化需要一个内在动力。这个动力来自哪里呢?吴承明先生根据希克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理论,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建成④。这就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为二正业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将现代化从“工业化”的描述性定义中向前推进一步,从经济制度上揭示了工业化的先因。因为,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工业化从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相伴发展。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从“市场”这样一个具体制度阐述现代化是很好的理论创新,那就是使得传统经济当中的市场因素可以在现代工业化当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从理论对立走向融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工业化成为传统市场支撑工业化的最好例证。
    但是,非市场的工业化算不算现代化呢?这就涉及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了。在市场经济当中,技术也是作为产品出现的。市场的导向让技术在迅速进步的同时迅速变为经济绩效。抛却市场,假如我们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我们也可以建成一个“工业化”,一点也不需要什么市场。但是如果科学技术和资本消耗完毕,这个凭空的工业化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和基础。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大多数非市场工业化都是依靠外部的科学技术和内部从农业部门过度积累的资本实现的。这种工业化,对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个民族危机的时期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御外部威胁的作用,但长期而言,一是难以持续,二是实际上从经济上割裂了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苏联的科技实力也十分雄厚,但是由于缺乏市场的导向,最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庞大的机器大工业都无法支撑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赵德馨提出市场化与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的理论。他认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⑤。这种观点将制度因素的市场和技术因素的工业化共同作为现代化的内涵,也就是现代化必然需要获得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因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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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认定
    为什么“市场”就是一种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呢?其奥秘何在?那我们就必须来考察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能力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将制度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用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并且认为通常用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在诺斯那里,科学技术是作为人类的“知识存量”出现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只有在某种制度下,科学技术才能成为工业化的动力。这就解释了工业化的原动力问题,将现代化问题推向更深层。但是制度的变迁并非如政府一纸训令那样简单,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生产力、意识形态、习俗、地理环境以及现有制度等等)下整个社会群体集体谈判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将经济的最终动力体现在了参与此经济体系运行的所有受益或非受益群体的“人”的身上。而“市场”恰恰具备诺斯所说的这些条件。它一方面激励了科学技术向经济绩效的转化,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大多数集团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经济现代化在制度上必须满足的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所谓市场经济(完美意义上的)之所以能够代表现代化,并不能看它是否带来一个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的指标,而是要看它的制度因素是否具有以下特性:(1)有对工业化的激励机制。由于科学技术的中性,所以评价一个经济制度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这个经济系统的科学技术进步及时转化为经济实绩提供激励,也就是是否存在工业化的内在要求。(2)保证参与群体公平受益。由于经济系统中的群体对经济运行的预期不同,所以要看它能否保证参与经济系统的群体的大多数感受到公平受益,这样才能保证其制度的长期稳定。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保证那些现代化研究者所说的“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否则,对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经济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多么美好的现代化描述都将被不能从中受益甚至受害的群体所抵制。从理论上讲是如此,实践中如何呢?下面本文将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为案例,对上述条件进行经济史分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
 
    选择此时间阶段作为案例,是因为此时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地位特殊。主要表现在:(1)本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结束统治后的第一个相对统一与和平的时期。(2)南京国民政府是民国建立后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意图建设中国经济的政府,所以他们也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3)本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进程确实有明显进步,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完整经济框架,并于1937年上半年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4)最后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本时期结束于抗战爆发,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基于上述特点,本时期的经济确实有中国现代化发展“黄金”的味道。有人认为1936年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⑥,或者“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并且到处看到在往好处发展,并无崩溃的现象。”⑦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1945年后,继承了抗战前整套经济制度框架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腐败、崩溃又当如何解释?也有学者从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断裂、现代化变革、国家整合等方面探讨了南京政府最终崩溃的先因。⑧本文认为另外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实践并没有将大多数的中国人纳入其间,导致其从西方“拷贝”来的现代化严重伤害了传统经济下的多数人的利益。是没有满足前述的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所致。
    1.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
    首先封建土地制度仍旧占统治地位。大小军阀同封建地主结合的农村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被外来经济盘剥的程度日益加深。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但农民破产现象严重,农民生活继续贫困化。其次,行政的表面统一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分割并存。蓬勃发展的江浙现代工商业同内地传统市场日益失去应有的联系,经济“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离越来越远。第三,面临要求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内外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国民党固然是右派政党,但由于其历史渊源,一直以“革命党”自诩,其内部有着对中国发展非常强烈的要求;外部压力则来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1927年世界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生产的相对过剩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可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市场。最后,1928年前落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当时,凡涉及现代经济的部门,如海关、、通讯、重工、贸易、科技等等皆操于外人之手。据统计,1926年中国现代经济中外国份额占航运的80%,煤产量的78%,铁矿石的99%,生铁的95%。⑨少数发展良好的产业部门,如纺织、面粉等轻工业无不存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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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实践
    南京政府在经济统一方面的第一步是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它将财政、税收、债务和金融货币的改革视为“根本政略”。其基本内涵就是“统一”,即将财权统一于中央之下。目的是在政治上限制地方军阀,经济上增加中央的控制能力,并解决国民党的统治经费。然而从财政、金融这种经济结构上层入手的结果是见效快,但却忽略了经济基础的统一,为后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混乱埋下祸根。
    经济统一的具体步骤是从组织财政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并有一系列具体措施保证其经济统一政策的实施。其主要措施为: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确立预算决算制度;统一税务机关,裁撤厘金,改设统税;发行内外债,筹措资金;海关自主,基本收回海关自主权;关税、盐税改革和统一盐务;建立“四行二局”为骨干的国家金融系统;颁布一系列银行法令,刺激私营银行的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制度;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修筑铁路,公路,发展邮政通讯;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和农本局,统制农产品⑩。
    通过以上各项重大变革,在1927—1937年间,南京政府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管理体制,并通过整顿和投资使中国逐渐向南京政府所期望的“统一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建立并有所成就。主要表现在铁路、公路、轮运、航空、邮电和基础工业的逐步发展,如通过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的投资,初步确立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构架。1927—1937年共修建铁路3795公里⑾,并在全国基本建成公路网,公路总里程109 500公里⑿。1927年成立邮政总局,拓展邮路,发展电报和电话事业。通过这一系列建设,改变了中国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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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城市经济、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获得一定发展。财政、金融的统一,通讯的建设使中国原有的国内市场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1966家,资本额56 039.4万元⒀。有人甚至估计,在1928—1936年间,包括东北在内,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8.4%⒁。各种私营工:厂纷纷建立,涉及化工、纺织、食品、水泥、造纸等诸多行业(中间虽然在1931—19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举步维艰),所涉行业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遍及现代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和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基本具备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元素。
    3.1927—1937年经济建设在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上的缺陷
    如果从表面看,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无论如何看不出任何破绽,它的现代化倾向毫无疑问。问题关键是,它没有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建立的现代经济在制度条件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首先从其外部环境看:
  第一,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同它的所有政策一样,依赖于中央军的势力范围而推行。事实上,到1929年南京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仅有四个:苏、浙、皖、赣,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苏浙二省。⒂因而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一是无法在那些独立地区实施;二是,这些地区的半独立状态,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在经济建设的施行和效果上,而以经济建设帮助打击地方割据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个出发点,使得南京政府始终甘冒得罪江浙资本家的风险大力推行“节制资本”的国有化政策。这是南京政府同支持其起家的江浙财阀之间一个显著的矛盾。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第二,南京政府严重依赖城市经济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初期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上海,后来的经济来源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现代经济区域。而在这个西方国家势力最大的城市获得支持就必须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之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西方的依赖,所以经济建设上受其影响就非常之大。
    第三,南京政府始终面临日本扩张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日本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有着无止境的权利要求。“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它的军事、经济触角又直接伸向华北。事实上,“九一八”以后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有正常的国民经济,而是带有半战时经济的味道。南京政府当然意识到战争的危险,经济建设也不得不向大规模备战倾斜,所以逐步偏重于投资重工业、兵工业和交通通讯等部门,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负担大为加重。
    第四,南京政府始终背负沉重债务以支持其巨大的军事开支。中原大战和对“根据地”的围剿消耗了南京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巨大的财政赤字与狭小的财政来源形成强烈的反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来维持军事统治。宋子文1927年6月—1928年6月的财政报告表明,政府开支的87%用于军事,贷款共计7340万元,占总收入的48。6%。⒃1928~1932年借款总数仍占很大比重,1930财政年度占18.7%,1931财政年度占30.3%。南京第一个五年总收入约为25亿元,其中6.21亿即24.6%来自借贷⒄。据千家驹先生统计,1927~1937年间,仅财政部就发行公债22.58亿元,加上向上海银行团的借款和发行意、苏退还庚子赔款凭证的借款等约3亿多元,共举借内债在26亿元以上。⒅公债政策使南京政府越发依赖于上海金融资本的支持。内外债的迅速增加则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和金融业的联系。正是对金融业的依赖,成为其后来以金融膨胀挽救统治之滥觞。
  其次,从其内部缺陷看:
  第一,南京政府同中国经济的基础——根植于农村的传统经济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经济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让南京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农村事务。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几乎丝毫无法改变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力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⒆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是:如果重建农村经济,在中国战乱破坏、人多地狭、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分割、小农经济占有主流地位的现实下,首先应该恢复农村秩序,恢复性发展小农经济。在农村,要稳定农民,显然是应该补上封建王朝消失后的中央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威信,阻止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保持小农一定的耕种土地的权利,比如减租、禁止退佃等等。然而,南京政府所依赖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理论上却要求私有化得更彻底,完全赋予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以促进大土地所有者的生成。新体系需要小农破产以获得大量廉价工人,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经济完全处于西方资本的剥削之下,大量农业剩余外流,因而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能进城,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南京政府西化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于是,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裂痕的加深。可见南京政府正处于恢复农村秩序还是任资本主义在农村扩张激化矛盾的两难境地。不难想像,两者之间,对现代经济无限依赖的南京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有所作为,只能倒向所谓的“现代经济”。
第二,南京政府“节制资本”的国有资本主义同私有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渴求现代化,但在其内部却有着某种“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它的渊源来自于孙中山先生的基本经济思想,又同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传统上的终极产权国家所有制相吻合。但是南京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还有其更加现实的考虑,一是前述的以国有化统一中国的政治意义;二是以国有化筹措军事费用,增强军事力量;三是苏联经济模式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政治领导阶层的影响。它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便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政府,它有自己的利益。对它来说,国有化可以增强其经济控制力,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甚至可以“富国强兵”。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可为之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故南京政府通过四行二局和其他管制,希望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实行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让私营民间资本始终处在经济结构的下层,仅仅为政府提供财源而已。当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官僚化的政府在施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行政策的时候,政府代表的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是竞争关系,所以政府同私人资本之间也根本无法互相信任。即私有资本要么无法被保障,要么为了寻求保障而向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寻求保护,用“付费”的方式向官员寻租权力。从而形成被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称为“软政权”的国家权力状态⒇。这种寻租与付费一方面产生腐败,另一方面会极大地扰乱市场本身的内在秩序。并且,政府成员,特别是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一旦运用公共权力涉足私人资本,所谓“国有化”就蜕变成了“官僚化”,因为庞大的国有资本完全被掌握在某些私人集团手里,便会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终于,到1949年,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使得“骑墙”于国有和私有之间的南京政府彻底垮台。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经济作为似乎是一个构建于沙滩上的大厦,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危机四伏。我们不否认国民政府本身带有某种先进性,至少比北洋政府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也不否认3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尝试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最初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了种种尝试。但是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条件来考量,首先它没有使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从这种“现代化”政策中受益。同时其专制的经济政策同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能产生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实中,经济越是发展,便越是加强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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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的分析证明:第一,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只有少数人受益而大多数人被忽视,这种现代化很难持续;第二,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现代经济同国有资本并行时,如果缺乏制约,则有着向官僚资本堕落的倾向。这种情形下,市场化的有效分配途径受阻,工业化也将难以进行;第三,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心应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参与的,在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挣扎选择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和南京国民政府所盼望的那种现代化。倒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实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道路也绝非单一的西方道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建立起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夙愿。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的极富吸引力的启示。

注释:

  详见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虞和平:《关于现代化史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参见库兹涅茨:《现代增长:发现与思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市场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

  赵德馨:《市场化与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⑦⒂ 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第16页。

  参见杨丹伟:《论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华侨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唐贤兴、唐丽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的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引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248页。

  参见陆仰渊、方庆林:《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张嘉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97页。

  周一士:《中国公路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130页。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第59页。

  张自治:《解放前中国工业的:量的》,芝加哥,1969年版,第71页,转引自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第7页。

  《1928年5月31日财政年度年终报告》。

  《财政部报告》,1929~1930年、1930~1932年。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研究》1955第2期。

  详见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中国农村》1941年第七卷第3期。

  参见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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