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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

2017-09-07 06:46 　　    众所周知，商品在整个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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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考古发掘与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的，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革命。犁、铫、镰、鎒、锥、铚的，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鯫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舃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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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商业藉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ｒèｎ＠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熿于道"，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技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注释：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2〕《国语•晋语》。
〔3〕吴闿生《吉金文录》卷三。
〔4〕《左传•成公二年》。
〔5〕郭宝钧《青铜器》第96页。
〔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第11页。
〔7〕引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1、 22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见《马恩选集》卷2。
〔9〕〔10〕〔11〕《史记•货殖列传》，卷129。
〔12〕《史记•孟尝君列传》。
〔13〕《战国策•齐策》。
〔1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战国策•西周策》。
〔16〕《史记•货殖列传》，卷129。
〔17〕《管子•轻重甲篇》。
〔18〕《史记•循吏孙叔敖列传》。
〔19〕《战国策•赵策》。
〔20〕《战国策•齐策》。
〔21〕《左传•昭公三年》。
〔22〕见《文物》1972年第5期载《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
〔23〕《史记•苏秦列传》。
〔24〕《史记•货殖列传》。
〔25〕《汉书•货殖传》。
〔26〕《汉书•地理志》。
〔27〕《史记•货殖列传》。
〔28〕《资本论》第一卷，第152页。
〔29〕《论语•颜渊》。
〔30〕《资本论》第三卷，第1019页。
〔31〕《韩非子•五蠹篇》。
〔32〕班固《汉书•货殖传序》。
〔33〕《韩非子•诡使篇》。
〔34〕《韩非子•八奸篇》。
〔35〕《通典•食货一•田制上》。
〔36〕《资本论》第一卷，第151页。
〔37〕《韩非子•说林篇下》。
〔38〕王充《论衡•效力篇》卷13。
〔39〕《荀子•大略》。
〔40〕《荀子•王制》。
〔41〕《吕氏春秋•三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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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礼记•王制》。
〔43〕《管子•治国》。
〔44〕《荀子•君道》。
〔45〕《荀子•王制》。
〔46〕《韩非子•五蠹》。
〔47〕《商君书•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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