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总量下降是投资总量增长的结果吗(3)

(三)刚刚脱离贫困进入温饱的社会阶层在实际收入的预期心理上和消费习俗上还难以形成经济学家们所期盼的消费规模

　　已经脱离贫困刚刚进入到温饱的人口，在“糊口的中国”中占有的比重是最大的。但对贫困心有余悸，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传统观念，以及在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中顾及到晚年幸福的预期，使这部分人口不敢过于消费，更谈不上超前消费了。他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的绝大多数收入，或者将要用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或者用于晚年的养老，或者作为不时之需而被存贮起来。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1年以来，城镇居民的个人储蓄就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1年城镇居民个人储蓄余额达到73，762亿元，比上年增长14.7%；2002年增至94，307亿元，比上年增长17.1%；2003年突破10万亿大关，达110，695亿元，比上年增长17.4%；2004年为126，196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到2005年，城乡居民的个人储蓄余额突破14万亿，为14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6.5%。依据这些数据计算，整个“十五”期间，城镇居民个人储蓄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5.94%。这样高的储蓄增长率和储蓄余额，反映出国民对未来消费异乎寻常的关注，对即期消费的多重顾虑。

　　在熟谙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们看来，个人收入分为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前者构成当前的实际消费，后者形成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既可通过银行贷款转化为投资，也可通过储户的提现而转化为延时性的实际消费。但令许多外国经济学家不解的是，中国的储户们提现的规模太小，更多的货币存在银行中久久不能转化为消费基金。其原因显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各种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

　　(四)勤劳、节俭、低调、小富即安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可能形成超前消费、高水平消费的状态，这也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消费率偏低的结果

　　这同样也是一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文化来源。塞缪尔·亨廷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原因中，试图要说明勤劳、节俭等中华文化的作用，将会使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根”。从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上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美德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低调”做人的谦虚谨慎或“谨言慎行”，还可以看到“小富即安”、“随遇而安”、“既来之则安之”的恬淡。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也造就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忽略物质享受的民族心态。而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引致了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结果。

　　显然，我国当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归结为投资率偏高。这也就需要我们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多重角度上解决我国目前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三、对保持高投资率与提高消费率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形成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应该在思想理论上确立下述几点基本认识。

　　1.在GDP中，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此消彼长”关系并不意味着消费总量的降低是由投资总量的增加造成的。在不改变投资总量的前提下，也同样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而提高GDP中消费的份额，改变 GDP中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由于我国进入工业化的历史前提具有特殊性，在我国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途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量，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将是一种“常态”。我们既不应把低消费率看成是高投资率的结果，也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维；也就是在不降低投资总量的前提下来考虑消费总量的提高的问题。

　　实际上，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角度观察，投资总量与消费总量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高的投资额之所以不会削减消费量，是因为由高的投资额与高的消费额可以组成一个更大的GDP总量。把投资总量与消费总量看成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以GDP一定为前提的。如果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来考察，GDP恰恰是不定的。因此，把较高的投资额看成是对消费额的挤占，从而形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所谓“此消彼长”关系，不过是短期的静态观察所得到的结论，从较为长期的动态角度来观察，投资与消费并非“此消彼长”，而可以是相互促进的。

　　我国今天面对的是人口再生产远远高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客观现实，如果不能扩大投资规模，加快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恩格斯所提出的“两种再生产”，之间的协调就仍然会在一个较低的基础上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会遥遥无期。所以，我们也就必须摒弃投资与消费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低消费率是由高投资率造成的片面认识，在不削减投资量的前提下来考虑消费率提高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本身就包含了投资领先于并高于消费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类似于投资与消费的概念是积累与消费。在马克思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图示中，积累是从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开始的。第1部类的剩余价值分割为追加资本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而追加资本又必须按C：V的比例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与追加的可变资本，然后再根据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及平衡要求即I(v+m)=Ⅱc来确定第Ⅱ部类的资本追加。这实际上也就潜在地包含了消费增长没有积累与再生产增长更快的情况。列宁说明了这里的原因，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

　　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更快发展的原理，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内。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更快的增长，没有较高的投资是难以想象的。投资与消费不可能以等量规模向前“齐步走”，处于率先发展位置上的，只能是投资。只有保证了投资，才会形成与提升满足消费的生产能力，也才能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不断从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否则，将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上安排，就会出现新的“短缺经济 ”，也会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出现停滞或发展缓慢。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中所形成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实际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处理投资率先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