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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支持与西部经济增长

2013-06-08 02:45

一、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 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 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1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　　　新股（亿元）　　配股（亿元）　　　总额（亿元）
西部　　　　67.41　　　　　　48.35　　　　　　115.76
全国　　　531.35　　　　　288.93　　　　　　820.28
比例　　　12.69%　　　　　16.73%　　　　　　14.11%

　　

　　表2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西部　　　35　　　42　　　84　　　127　　　148　　　164
全国　　　291　　　323　　　530　　　745　　　851　　　954
比例　　12.03%　13.00%　　15.85%　17.05%　17.39%　17.19%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 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 ”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