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社会转型与新农村建设探讨毕业论(2)

　　首先，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是在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农民家庭为单位构建的独立的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把承包土地的产权完整地赋予农民家庭，使农民家庭拥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完整的产权束的土地产权制度。

　　其次，在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家庭是唯一合法的土地产权主体，国家和村民委员会则作为农村土地者发挥作用。农民按照利益最大化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家和村委员会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因利益、发展和城市化建设需要而对农村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有利于土地产权在彼此平等的主体之间交易和流转，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从目前来看，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非农就业的增加，农村土地开始出现转包、转租、代耕等各种自发的土地流转形式，但是，由于土地产权主体地位不明确，这种流转处于一种无序和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状态。在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产权流转因为产权主体的明确化将会变得更加规范、稳定和有效。

　　二、二元制度转型：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前提

　　如果说，农村土地制度的构建是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保障的话，那么，改革二元制度则是为保障农民的经济权利提供制度前提。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保障制度等二元经济制度，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制度性障碍。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实行一种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这种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人的身份被划分为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从那时起，农村人口被严格限制自由迁徙，长期被束缚在农村及土地上，并且成了一种身份制度而沿袭至今。同时，农村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长期被限制在农村，不能自由流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制约人口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人口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完备并形成一种制度惯性和利益关系而难以触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导致了一个国家内部，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公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权利和权利。它们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二元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的就业等经济活动是二元的。二元就业制度安排是伴随二元户籍制度而衍生的。它把城镇就业和农村就业从制度上进行分割，农村人口只能在农村安排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由于现行的就业制度安排没有把农民就业纳入正式就业制度之内，不管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进城务工，都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因此，政府或国家不需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承担和城市职工一样的各种义务(如失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二元就业制度设计的歧视性，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处境极其艰难。而从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二元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共同作用的后果是把农业和化分开，把农村及农村人口和城市化进程分开，农民的身份被固化和职业化。

　　与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一样，中国城乡社会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二元分割的。在国家所提供的正规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只能另寻出路。这替代性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就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以农民家庭和村集体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由国家和社会向公民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或使其达到某种生活质量的制度，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而制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f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个方面)是社会保障的核心。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社会保障的对象包括全体国民。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对一国内所有公民是平等的，其目的在于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在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二元的。农村居民被排斥在国家正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这种二元保障体系的结构是：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的广大农民在这方面的情形恰好相反，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